互联网时代人类的心智变化,突出的是个体层面的改变。而更重要的是在与他者意识、无意识层面的交流与创变中,从根本上让人类的意识在全新的交流互动方式中产生深刻的变革。这也是传统自我(人内)传播与生命传播的区别。互联网即时通讯带来社交平台的迅猛发展,人类的感觉、情绪、情感、意识、观念、思想以及隐藏其背后的无意识等前所未有地在跨越时空中快速连接,迅速交互,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人的知觉、态度、行为与行动,其所带来的社会贸迁深不可测,一切都处于变动与不稳定之中,惟一能确信的是互联网连接、交互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才刚刚开始。

科技、媒介以及通信(Technology,Media,Telecom,简称TMT)指数级的增长与融合提出了“人与社会向哪里去”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这也为人类思考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信息交互速度的加快,引起人们的观念与思想在个体与社会心理想象、幻象中的快速迭代,人的态度与行为愈来愈呈现出生成性的特征而不是追求单一结果,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彰显出人与自我、人与他者关系的不断解构与重构。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认识到“地球村”对理解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的重要性。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媒介即讯息”以及“地球村”的概念和观点。互联网无疑加速了人类“地球村”的实现,出现了“互联网地球村”。在一定意义上,互联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认知革命,而认知革命的根本就是在交流实践中让大家共同相信并达成合作乃至带来改变。

复杂时代问题的个人化:

生命传播的提出与意义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带来的连接一切、快速迭代等特征,预示着一个大时代的到来。世界在变成地球村的同时,种种社会“人造物”幻象纷纷滑落甚至崩塌,人的存在越来越直指生命本身。人与自我、人与他者关系在心性的贴近或疏离中呈现或遮蔽,个体之间的小叙事时代拉开序幕。

互联网究竟会将人类带向何方?这是如今我们逃避不了的问题,也不可能忽视隐蔽在互联网背后的种种反人类文明现象的存在。马克思生活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但他却说,“现今社会的这种令人失望的形势使我满怀希望”。这种满怀希望的力量与个体自我的解放有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当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时,个体差异性一般容易遮蔽在结构当中;反之,当社会结构处于剧烈变革之时,个体则会在更大的空间中释放其活力。社会结构与个体活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张力,在反复争夺与博弈、赋权中达至平衡。

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体活力在社会结构中释放,不仅使个体获得自由与解放,更多的是个体拥有学习、记忆、交流、思考的能力以及对自我责任的承担能力。大众传媒在构建国家、民族等共同体的同时,也推动着政治制度等在本地化基础上朝着超越性与普遍性的方向发展,在注重个体相互沟通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凸显个体对共同体信仰差异性存在的同时,注重政治法律制度等规则的存在,以期更好地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中最核心的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如何产生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大规模地合作,维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互联网时代社会有机团结中彰显的是长期隐匿于个体差异性背后的情感、感知、感觉、信任与合作,更重要的产生于人类情感的共情与共鸣,它需要人类灵性的回归,这也正是认知革命的基础。技术所带来的一次次人类认知的革命,使得大规模合作与快速创新延伸成为可能。然而,这些合作和创新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认知革命一再告诉我们,相互信任与个体认知叙事的能力有关。

技术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剧烈变革重要表征是人们情感、意识、记忆、思想、思维的巨大变异。有的人为新时代的到来欢呼雀跃,有的人却是焦躁不安,弥漫在社交平台中的是众声喧哗,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面对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麦克卢汉曾直言,内爆“使人的责任意识大大提高”,即新时代中个体意识以及个体的责任、能力对社会发展的力量得以彰显,这意味着个体认知及其带来变化、改变力量的来源,成为我们探索生命传播的主要对象与目标。

由此,生命传播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与自我卷入相关,是个体性的、活性与具身性的,又是关系的、间性的;其次,强调实时性,认知在感觉流动中、在交流对话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第三,认知情境是动态与变化的,其中更强调感觉、情感、情绪的力量,这些力量也在不断改变着认知情境本身;第四,强调审时度势与择机而行的能力,时机以及机缘稍纵即逝,认知在事物的性质、形式、属性上展开而不仅仅延展与深挖内容本身;第五,正是由于时机与机缘的重要性,彰显出传播中表达、行动乃至改变的重要性,强调认知过程与创变过程的合二为一;第六,认知与创变的多措并举,打破人们思维中确定性的指向,突出了事物发展变化在生成中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这导致传播过程更重于传播结果。

生命传播关切的是人类交流互动形式及运行机制,强调交流互动中生命的自我背弃与背叛,揭示生命生生不息背后各种复杂力量的博弈。生命传播不仅关注心灵、自我、社会等的相互关系,更希望关切的是对交感、交流、交往形式的反思与理解以及交流、交往的权力结构对个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自我传播注重个体觉知、反观自照的能力。这里所言的“自我传播”,亦称“人内传播”,互联网时代差异化、异质化的自我传播在人际、群体、组织、社会、大众传媒传播中的地位得以彰显,并成为其它传播方式的重要基础。其引发传播学范式转型的同时,警醒我们关切意识、观念等涉及心灵、自我与社会的以日常生活为核心的自我传播。

互联网时代的心智变化,突出的是个体层面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它与他者意识、无意识层面的交互与创变中,解蔽出人的意识、观念不知不觉改变的前提与来源,这也正是传统自我(人内)传播与生命传播的区别。生命传播强调保持开放心态,在本心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对意义、概念甚至无意义不断延展与反思,释放出遮蔽其后的感觉、情感、知觉、意念等的潜能、张力,理解所有这些信息在交互中不断生成与变化对人的态度、行为的影响,积极地有所觉知与作为,从而改变。

互联网即生命有机体,生命智慧以及世界精神在知觉交流互动中流动、生发、促进,生命传播是国家、社会、个体在内的多元主体权力相互博弈与反复争夺的过程。“生命传播”概念的提出,就是想为传播学研究提供别样的认知与叙事方式,关切到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其《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所言的“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噩运、社会不公或是神祇的人性,而是出自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思想模式。”个体心灵、自我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个体表达行动对心灵和自我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与塑造,个体如何在传播中认识自我与权力,甚至在对话交流中如何感知自我与他者生命的交互、流变与生成等,都是我们打开生命传播的大门钥匙。

从还原到涌现:生命传播中的认知革命

生命传播是在认知革命的基础上提出的,而认知革命从本质上讲是思维形式与方式的变革。生命传播强调参与交流沟通的各种媒介本身就是交流本身的内容与形式,在关注媒介交流的内容与形式时,更加注意到媒介形式作为事物的性质与属性的重要性。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内容与媒介形式,是鱼与水的关系。媒介形式如水一般与其它事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常人们只关心媒介内容,殊不知水与鱼同等重要,媒介形式形塑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一旦人们的思维习惯与认知方式形成就,很可能被人所忽视,变成熟视无睹的存在。互联网时代的认知革命强调的就是我们在关注媒介内容的同时,调整我们的认知方式,不断理解媒介形式背后场域与权力的变化,否则会发生“鱼到了岸上才知道水的存在”的后果。

新媒介对社会发展影响首先是从个体开始的。个体自我知觉在交流与互动中是如何影响着生命本身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生命是什么?古往今来,很多思想家学者会从不同视阈中关切生命,得出不同的生命意涵。自然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生命,注重的是肉体自身的存在;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情感等视角,对生命又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理解。人在精神上对神圣性永不放弃的追求,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的“当思的勇气得自那/在的吩咐/命运的言词将一片绚丽”,也有精神存在于物质与功能等世界中的物化生命。生物与物化意义上的生命与观念、概念、名词等的“所是”有密切关系。

生命本身的概念与其所表达的客体、对象一直存在于非同一性的反复争斗中,生命在清净与杂染间处于不断物化与反物化、规训与反规训、赋权与反赋权之中。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劳动被理解成为物,劳动变成了商品,市场经济中的生命也可物化为商品。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此基础上提出退回到个体“生命”中去思考其所生活的时代,以国家、民族、自由、民主等名义所进行的经济扩张在想象与幻象中发动的战争是如何将人类推向毁灭境地的。

以上说明,生命的进化不单纯是生物意义上的,认知中的思维革命也具有其生命演进的轨迹,构成了生命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生物意义上的生命运行规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借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标志——“生命之树”来表达,二是人类基因组计划所发现的“生命之网”。吴家睿在其《从“生命之树”到“生命之网”》一文中提出,生命之树主要指“树干的底部代表最原始的物种,而沿着树干向上则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分枝,分别代表了由最初物种演化而成的不同阶段的新物种”,它建立了生物进化的一套信念,即“从病毒到植物再到人类的一切有机体,不论从形态上看有多么大的差别,其基本的物质构成和活动规律应该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它们都是从同一个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这种生命观成为还原论思想的基础,最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还原论定义为:“在哲学上,还原论是一种观念,它认为某一给定实体是由更为简单或更为基础的实体所构成的集合或组合;或认为这些实体的表述可依据更为基础的实体的表述来定义。”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进,21世纪的生命科学进入到了被称为“后基因组时代”,挑战了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的生命之树的信念、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思路,它警醒我们应“从线性的简单性思维转变到非线性的复杂性思维”“要从单一的局部分析方法走向整合了局部分析与整体综合的系统生物学策略。”生命之网也与认知思维方式变化——从还原论到涌现论的主要思想不谋而合。

涌现理论奠基人约翰·霍兰在其《涌现: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指出,涌现在无控制中心的情形下“无法预料、出其不意”,它体现为“复杂的事物是从小而简单的事物中发展而来的”。还原论思想强调的是“所是”本质的、确定性的存在,它认为事物由部分构成整体的,运用的是构成性思维。涌现论则在更大的时空和跨越系统中看到事物发展之无限追问、反思的可能性,凸显的是事物在交流变化中的生成性,部分会在交流中不断产生新的意想不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无法再还原为原有部分的。

综上所述,从生命之树到生命之网,从还原论到涌现论,从构成性到生成性,为互联网时代的不同行业、学科背景的人们打开了多种认知与思考空间,也在更大的视阈下提供了多种理论与实践的驻足之地及思考路径。

生命传播之可能:“一切事究竟坚固”

生命传播中关切的是生命展开与追问的方式与形式,思想与理论驻足点的不同,会将研究引向不同的道路。这里所说的“形式”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形式,所谓真善美一旦确定下来,也就背离了真善美本身。在柏拉图看来,真善美是永恒存在不断变化的理想存在,形式提供了这种存在的可能性,特别是技术的发展,真善美在多个维度上展开,形式更是遮蔽在幻想之中,也正因此,对存在的追问才变得如此珍贵与重要。

互联网技术所引发的动荡在更宽广、更深刻的层面上解构与重构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这不仅仅对社会结构中的法律制度造成挑战与冲击,还对人们据以生存的感知、连接世界的方式与内容产生了改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不断追索是否“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曾写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书,其中心思想是坚固变成了变化,人类应适应不断变化的变化,建设真正现代社会应拥抱和适应这种不确定性中的变化的变化,唯有如此,社会发展才有希望。德国学者彼得·瓦格纳写作《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书,其主要观点是坚固依然存在,开放的问题意识才是真正坚固的东西,它是很难烟消云散的。

总之,互联网时代情感、观念、意识、思想的涌现、生成犹如人站在交叉的十字路口上,在你的面前极易看到深陷于自我惯性思维与思想方式之中所展开的明晰道路,而当你真正要打破自我时,却发现眼前的道路茫茫无际,纵横交错。这些踪迹已不再是显白的存在,而是沉潜迂回,在你不经意之间,已是千山万水。这也正是生命传播的玄妙之处,它无言而又沉默,需要每个人在生命底色上的自我判断与抉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丁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