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研究•网络社会背景下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

吴飞 林心婕   2018-06-20 11:14   

政权调适(或“政党调适”)一般是指政党组织在政治治理过程中为了达到特定的治理目标,持续对自身进行调适以适应环境变迁的动态过程。长期执政的政党需要使自身重新合法化,扩大社会基础,调整治理政策,以适应新的形势。

调适目标:控制文化领导权

网络社会中,信息的流动加快、来源多样,社会文化构成日趋多元,意识形态工作因此面临如下挑战:

其一,信息碎片化与舆论极化严重。当前,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多种思潮借助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呈现在公众面前,进行自我陈述展示。

其二,管理工作难以全面开展。1978年以前,中国媒体结构十分单一,党媒基本上是人们获得新闻的唯一途径,没有其他类型的媒体与之竞争。随着市场化报纸的兴起,中国的报业结构逐渐变得多元。学者们发现,80年代以来,媒体的角色从单纯的“宣传喉舌”转向兼具市场盈利目标的“党的宣传公司”,地方党报开始以推广党的政策和利益为己任,主要目的是营造政治舆论——提高党的形象和强调统治的合法性。为改变这一问题,1998年国家又主导了媒体的集团化改革,媒体集团由宣传部主管,主要领导也由官方任命并对其负责。但集团化的改革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商业化的压力仍然是媒体最大的制约。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媒体)的出现,使得这种矛盾更为突出。因为各种不同的信息和观念借助互联网无孔不入的渗透进大众生活,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度逐年上升,信息传播渠道和娱乐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流媒体的声音淹没在市场化的信息浪潮之中。这有其积极的一面,毕竟百花齐放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对于党和国家的治理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新的要求。

其三,文化领导权有被削弱的危险。网络新闻提供大量关于政府及领导人的相关信息,使得公众得以对其加以对比和褒贬,进而消解其权威。尤其对于威权社会而言,互联网打破了同质化、系统支持性政治信息的主导局面,使得公众能够获取原本被遮蔽的民主信息,进而降低对威权体制的认同。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某一时期,某一特定的社会制度下,都有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该社会中起主导作用。

因此,新时期在鼓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仍需要紧紧把握基本原则不动摇。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尽管传播技巧、方式等有较大的差别,但坚持的原则是相同的。而且,新媒体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等特点,其中的意识形态表现需要高度重视。

新的社会情境,需要有新的应对逻辑与战略思维,而新的目标与任务,需要有新的执行团队和新的管理机制。十九大后,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方案中取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布将由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新闻出版工作,正是回应当今世界格局的战略性组织结构的重大调整。

将管理新闻出版工作的职责划归中央宣传部,是基于加强党的舆论阵地建设,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战略思考。相较于改革前的宏观指导,改革后的中央宣传部将直接领导全国的新闻舆论、宣传思想工作,直接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再次强调了新时期党在舆论宣传工作上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新闻出版行业无论怎样提升自身专业性和市场适应性,最终目的仍是服务于国家整体深化改革这一大局。

调适路径:重构新闻出版管理体系

新闻出版行业的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双重特征,决定了政府和市场都是其不可或缺的体制要素。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长期以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既得利益格局,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责权利不清晰;或者条块分割,老死不相往来,政令难通,管理失效。

在网络社会,随着技术的冲击和信息资源的逐步分散化,通过市场竞争,出现了传统主流媒体无法占据舆论高地、新兴网络媒体信息参差不齐的现象。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执政党的话语权危机,公共话语的解放弱化了执政党设置公共议程和形塑政治倾向的能力;以及治理成本的增加及对执政权威的挑战等问题都成为当下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

虚拟和现实的边界在逐渐消退。传统社会中个人的社会角色比较固定,且受一定监督;但在虚拟的网络中,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社会的阶层被打破并重新划分,个人性格的多面性也借此展露。伴随着话语表达方式的丰富和网络信息利用的便捷,网络上的意见表达自由度提升,权威声音的影响力消减,众声喧哗的局面出现。

由于大众心理的“趋恶性”和匿名的保护,负面信息的传播借助网络变得更加迅猛。面对政府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或社会生活动荡,谣言的产生和传递便很难遏制。虽然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发言,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舆论危机的应对根本是由政府权威信息供给、媒体及时跟进、网民的自我净化三者联动协同完成。在这其中,媒体作为权威信息的传递者和事件的持续关注者,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媒体如此重要,但新媒体的舆论场却长期处于鱼龙混杂、杂音不断、主流成末流的窘境中”。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传统主流媒体不能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快速介入,引领舆论走向。新闻出版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统一负责后,面对负面信息,可以上下联动迅速反应,准确、快速、直接地传达党和政府的权威声音,避免层层转达后造成的意义偏差,也缩短了权威消息释放的时间,党对于社会舆论的引导力加强。

20世纪末,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上,已经开始向整合模式过渡。从管理思想上看,国家为制造一致和服从的宣传采取了刚柔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严格的禁止和控制,进行刚性的导流;另一方面通过国民教育、常识与历史叙事、消费文化以及重点打造影视娱乐产品进行柔性的规训。从渠道管理的形态看:一方面强化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转型,通过媒体融合的方式来探索新党媒的运作与管理机制,如新华社的客户端,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另一方面加强对商业性与信息传播有关的互联网公司的管理,如在腾讯、网易、新浪、今日头条等公司建立党组织,同时在股份结构上进行有限的参与。应该说这一系列改革积累了党管内容与渠道的经验智慧。

这一次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是前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阶段的顶层设计不同于改革开放的市场化探索和尝试,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我国的新闻出版行业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如何能够满足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双重属性中达到一个平衡,需要的正是作为政策制定和引导者的国家,从宏观上给予新闻出版产业以前瞻性预测和方向性把握,从体系构建、制度安排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做出科学合理的统筹规划。

未来展望:流动的空间和融合的思维

在20世纪的进程中,大众社会的结构逐渐被网络社会的结构所取代,即社会组织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的组织和交流的需求。

网络社会更扁平化

网络社会的社会单位是呈碎片化的。与大众社会的传统家庭,邻里、社区和组织相比,网络社会交流的密度和内部的联系相对较低。社交媒体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新组织方式与交流的可能性,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组织形态。这些组织超越了现实和虚拟的空间,也打破了传统的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分割。换言之,在网络社会,这些单位成员——个体,会选择建立超越传统单位的组织联系模式。

在网络社会,个人集体和组织越来越多地直接联系起来,这种联结甚至跨越很远的距离。网络社会的链接式联系,影响并改变了经济、政治、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典型的表征就是网络的扁平化特征会投射到社会的组织行为中,社会结构呈现一种分层的、网络化的形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网络社会没有中心,只是因为它没有单一的中心,而是多中心的,但仍然会有某些节点会比其他的节点更有力量,也更重要。在网络社会之中,相互链接又相对独立的中心,会呈现合作和竞争的态势。

网络社会的崛起和中式全球化的推进,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空间和时间,以及文明的价值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国家新闻与出版管理机制改革的成败,就在于能够充分占有人们“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以维持在“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中的持续影响力。与传统媒体社会不同的是,在网络社会中,统治者,政府和政客都必须应对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信息和事件,不得不应对特殊的挑战:不能只做信息消费者,还要对事件作出回应。“这就对官僚机制、政治权威、机构的记忆构成巨大的挑战,对政界人士的反思、应对自己事务的能力提出挑战”。

传统新闻出版方面的管理,呈条块分割状态,多头管理,难免会出现政令多头,或有令难通,或相互抵消,未能形成合力。在当下网络化社会格局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如果对于新闻出版行业的管理还停留在原有多头管理,政令不通的分割状态,自然无法统筹中央的意识形态。因此,果断进行组织调整,运用互联网思维整合资源,管理从单一媒体扩展到全媒体,协调全局发展,均衡调配管控,从而建立相互连接相互适应的管理网络。一方面要改变党媒“妾身未明”的既官又商的尴尬身份,强化那些涉及到公众利益部分的事业属性和公共属性;另一方面要让那些能够市场化的部分真正市场化。

媒体思维更融合

融合的网络,需要融合的思维。以互联网思维改造提升传统新闻业务,关键是通过调整工作重心、简化采编流程、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媒体内传统业务部门转型升级、新媒体业务部门谋求发展、管理部门思路紧跟时代。传统新闻媒体借助互联网企业技术优势和已有用户平台,一方面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结合新技术,打造出保持自身特色又符合受众需求的新平台,后来居上,在互联网时代建立新型主流媒体集团。另一方面建立创新合作模式,与现有较成熟的网络媒体平台合作,掌握舆论导向,也为商业公司提供内容支持,互利共赢。

数字化出版也在融合趋势下成为了出版行业的主要潮流。十八大后,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升级与融合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2016年《国家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数字出版”概念,要求“加快移动多媒体、数字出版等新兴产业”。同年,全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体收入规模达到5720.85 亿元,较2012年增长195.6%,对新闻出版全行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超过 2/3,成为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支柱行业和主要增长极。数字出版业的科技创新、组织管理创新以及产业机构优化,是科技与体制双创新的结果,国家层面的有关政策措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其提供政策引导、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支持。归属中央宣传部管理后,我国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数字出版的管理更加集中,转型必然带来新的影响。

结语

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结构依旧在改变,社会阶层分化仍在继续,负面舆论的出现不可避免。不断加强正面引导,正确化解危机,才能更好发挥出新闻出版工作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促进改革平稳向前深化发展。“无论是社会个体还是集体,都需要维护与保留某些交流的权利——不论就本地范围还是世界范围而言。”虽然,交流权利伴随着技术和历史的变迁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是,管理的宗旨不是限制人们的表达自由,因为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全体公民积极性的发挥。管理应该为公民的民主治理与权利保障提供机制支持,而不是相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化加剧,人们的信息权利似乎并没有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得到更好的改进,群体极化、非理性选择、标签化、民粹主义已然成为网络化社会的标配。如何进一步消解数字鸿沟,保障人们接受信息的平等权利;如何在有序的信息与观点秩序、繁荣与自由的文化市场之间做好平衡。要想处理好这些重大问题,法制建设仍然是最为关键的,这也是中国国民对于此次机构改革寄以厚望的地方。

政治调适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渐进的、不断调适的过程。调适要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在我们看来,本次新闻出版领域的改革无疑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但尚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如对娱乐领域的管理,仍然处于相对灰色的地带。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娱乐不再是茶余饭后的休闲生活,用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观点来讲,“娱乐正在形朔从互联网到政治的一切生活领域”。无论是《中国好声音》还是《非诚勿扰》,不管是快手还是抖音,娱乐性的内容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娱乐方式,文化偶像正通过这些平台,施展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成为重构人们日常生活形态和政治观念的符号再生产机制。如果没有一种系统的管理理念与机制,娱乐化可能会解构国家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全部努力。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媒介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编辑丁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