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了新信息传播技术的运用给中国政治、媒体以及公众言论自由带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同时还讨论了互联网对中国政府控制媒体所带来的挑战。信息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两难抉择：一方面，互联网上的信息以及传播技术能够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促使它进一步与全球经济接轨；但是，另一方面，信息革命对依靠实行严厉的新闻管制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产生了新的威胁。中国在控制互联网以及其他新媒体方面的努力可以说效果甚微。政府对流传在社会上的信息和画面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出现大的突发性事件时，旧有的宣传模式正在被打破，官方主流媒体在发生重大新闻事件时失去了他们的受众。作者选取了南京食物中毒事件、江西某学校爆炸事件、中美撞机事件等作为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来阐述官方宣传模式，同时说明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给中国媒体、公共话语以及正在兴起的市民社会带来的冲击。
一
中国与互联网的关系也许是世界媒体谈得最多的一个话题。西方主要报纸上的新闻常常是中国逮捕了“网上的不同政见者”，关闭了网吧，或者实行了网络检查。2002年，会集在华盛顿的有关专家评论说，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固若金汤的防火墙。美国国会的一个基金会则声称中国现在有3万名左右的“互联网警察”负责监视网民，因在互联网上刊登非法内容的不同政见者或记者也越来越多。“中国开发了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先进的IP封锁及内容过滤系统”。[1]
但是中国政府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远比西方社会通常所描述的复杂。到目前为止，人们谈起这个重要话题时都是被这样一些简单的推断、固定的思维所左右，作者在本研究中力图对新兴传播技术的政治涵义给予一种新的理解，特别是在中国媒体虽身处市场经济却仍受控制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一些西方观察家们相信中国政府把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看作是对国家的长期威胁而不是一种潜在资源。他们相信中国政府正在遏制互联网革命，因为它把互联网视为一种最终将推翻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专权的颠覆性力量。他们过高估计了政府控制互联网用户的能力。
与一般人看法不同的是，中国在控制互联网以及其他新媒体方面的努力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遭遇了失败，中国政府对流传在中国社会上的信息和画面已经失去了相当的控制，特别是出现大的突发性事件时。
在不同的社会互联网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对有些人来说，它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对有些人来说，它意味着不受媒体控制。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互联网是一个公共论坛，在上面封闭社会的市民可以谈论政治。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互联网在中国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得到了飞速发展。这对国家的媒体系统以及媒体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些国际观察家惊讶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里对中国的统治，在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且保持了8%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稳居其位只是因为它通过审查制度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严格控制。
如果说在旧媒体社会下，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帮助共产党巩固了政权，那么在新媒体社会下，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也能削弱甚至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制度，最终埋葬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互联网所带来的新经济神话如泡沫般幻灭了。过去能让许多人一夜间成为百万富翁的.com现在让更多的财富在一瞬间化为乌有。然而，尽管有成千上万的财富在股市中蒸发，互联网还是给中国留下了最坚固也是最宝贵的东西：方兴未艾的网络言论自由，这是政府难以控制的。今天，人们仍在讨论互联网经济是否在复苏，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有一件事是能肯定的，那就是中国旧有的宣传模式正在被打破，官方的媒体在重大新闻事件时失去了他们的受众。
在中国关于互联网政治影响力的许多猜测都集中于互联网对公众的影响，因为这一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图像、新闻和观点。
有人相信互联网能够对控制信息流通和意识形态的霸权进行挑战。随着中国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年轻人得到越来越多的机会上网，他们对外国的产品、文化和政治模式也就日见清楚起来。新商业网站上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话题，从环保到同性恋，这些过去避讳的话题如今切切实实的进入了公众讨论的范围。就连官方媒体也利用起它们的网站刊登印刷版本或广电版本没有的新闻。由于电子邮件比长途电话省钱，不少人都是用电子邮件与远方的亲人朋友联系。不仅如此，在以政治和社会话题为主的聊天室和BBS上，用户们可以交换新闻和意见，从而产生全国范围内的讨论，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人认为，中国人民通过直接参加这些论坛将产生政治解放的要求。(Kalathil et al. 2003) 随着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发展，一个新的媒体环境已在中国初具雏形。官方新闻媒体正在被非官方的商业媒体、个人网页或海外媒体所取代。
中国媒体产业在过去三年中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长，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仅次于电子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电视观众，总数大约9亿，而且每年还会新增1千万。
过去，政府通过将公众限制在官方出口获得消息轻松地控制或影响舆论。每晚7点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已经成为许多国人吃晚餐时的习惯。除了每天的新闻报道之外，政府还依靠其他节目来进行宣传和动员。但是时至今日，这些节目的观众正在大量流失，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更愿意通过上网、观看VCD、DVD、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来打发时间。
在信息出口单一的时代，人们无法验证他们所接收的信息。时间一长，宣传部门就能有效控制信息流动、新闻来源以及信息发布渠道。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媒体制度面临着信息出口多元化新闻的挑战。大众可以不再依靠官方新闻出口来形成自己的意见。相反，当大的新闻事件发生时，越来越多的人从商业媒体、网络媒体、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卫星电视等多种信息渠道得到信息，从而形成自己的意见。
二
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习惯了阅读、收听或收看由官方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采写和编辑的新闻。但早至1998年10月，一家互联网公司就开始对这一传统进行挑战。请看下面的新闻[2]：
1998年8月23日下午，23岁的王楠(音译)在中国南部城市深圳的一家酒店里遇害。为能得到任何线索抓住凶手，警方已开出赏金。10月12日，王楠的姐姐贝贝(音译)要求深圳wangyong信息网(Wangyong information service network)，深圳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商，在网上报道其妹被杀一事。黄慈南(音译)，该公司的编辑，接受了这项任务。“这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它表明人们开始意识到互联网也是一种传播工具。”10月16日晚，一篇题为“血与泪的控诉”的深度报道出现在了深圳wangyong网的主页上。两天时间里，6000多人访问了该网站，400多人在网站上就此事发表评论。大多数帖子向罹难家庭致以同情。有些帖子则对酒店失败的保安系统提出质疑。但是相当一部分读者对wangyong公司这种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表示支持。
“wangyong的报道标志了中国互联网公司开始以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报道新闻。我希望Wangyong能够开辟一个新闻专栏，坚持自己的新闻报道。”白雷(音译)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作为Wangyong的编辑，黄慈南说，“这是我第一次出去采访收集信息。这也是第一次我们独立采写新闻。”过去，黄慈南和他的同事总是从其他报纸和杂志上摘选新闻。但黄慈南和他的同事在采写这条被杀女孩的新闻时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他们给酒店经理打电话要求采访时，经理因为他们不是正规媒体记者而拒绝接受采访。
深圳Wangyong网上刊登的这篇故事让许多中国人感到吃惊。当时的新华社总工程师孙宝传说，“这对传统媒体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但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把互联网媒体形容为“我的报纸”。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预言说，互联网的影响力将在未来的10到20年内超过传统媒体。[3]
许多人都相信互联网媒体将帮助公众参与和监督政府的工作。比如，1998年11月，《人民日报》就一项取消为政府及党内官员备车制度的提议开设了网上论坛。在短短12天的时间里，就有一万七千二百人在论坛上发表自己的看法。[4]
“北京负责审查制度的官员，能够控制报纸和电视上的每一个字，终于在互联网上遇到了考验。”一位西方观察家说。[5]
一些西方观察家指责中国实行某种程度上的网络监督，“但成功率比较有限。每天都会有数以千计的新增网站，还有上百万封电子邮件穿梭于网络空间，审查者根本就不可能跟得上。”
1999年初，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光春在党报总编们的一次全国会议上报告说，有69家中国报纸建立了网络版。但他也警告，现在一些新闻机构不遵循报批程序，未经允许就开设自己的网站。一些新闻机构任意转载外国媒体网站上的新闻，这对我们的宣传工作造成了误导。[6]
虽然有宣传部的官员警告，中国媒体的老总们都把加入互联网的大潮视为大势所趋。当时《北京青年报》总编肖培说[7]，
互联网既是信息来源渠道，又是信息发布渠道。它为报纸提供了传播信息和收集信息的最快渠道。在肖培的经营下，《北京青年报》成功地开设了几个网络专栏，包括网上采访，网上信息以及网络聊天。据肖培介绍，该报的记者采访了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写过各种各样的新闻。
1998年人大常委会开会期间，包括《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在内的主要报纸都为此开办了网上论坛或专栏，如“代表答市民问题”和“市民的问题在人大会议上得到解决”。1999年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北京几乎所有的主要报纸都开辟了网上专栏，供市民抒发愤懑之用。《人民日报》对读者提出的一大问题是：“你是否对现任中国政府满意？”一家媒体对它的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也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一名读者直接写信给媒体批评政府也是同样要冒政治风险的。
三.
虽然由互联网引发出的对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依然在大力发展中国的互联网事业。政府强调信息技术是其经济政策的重点，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16大召开前夕与跨国媒体集团的总裁共进晚餐时说，“互联网是新闻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及意识形态意义。[8]
自从中国于1993年接通互联网后，互联网用户就在不断增加。统计显示，中国互联网用户激增，目前网民人数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位。中国大约63.5%的用户使用互联网阅读新闻，许多成年人和年轻人浏览国外网站，其中有台湾和美国的网站。这些信息无需接受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的审查。通过数以千万计台的上网电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享受在家，在办公室或在网吧上网，平均每名用户每周要上网9.8小时。[9]
年轻人不仅上网获取知识，上网谈恋爱，上网购物以及上网打游戏，“互联网使得年轻人能够参与政府决策和法规制定。比如，在拟定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有一万多条来自普通民众的建议写在了中央政府的网站上，其中有300条被中国计划委员会采纳。商家和顾客都在做电子商务的尝试，商品条目包括电脑、日常用品、书和音像制品。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到2004年，电子商务流量将增至32亿美元。互联网还能有助于人找到工作。大约35%的求职者是通过网络找到了工作。”[10]
然而，网络也让许多年轻人沉迷其中，特别是学生，他们很容易迷失在网上的虚拟社会中。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火灾、上网中学生因疲劳过度而死亡、沉迷于上网的学生成绩差强人意，甚至到了辍学的地步。根据中国东部江苏省某些学校的统计数字，约有80%的辍学者迷恋上网。一些学生除了上网聊天和打游戏之外就很少使用网络的其他功能。不过还是有些人虽然有自己的电脑可还是喜欢在网吧上网。一名网吧的常客说，在网吧上网要比在家上网便宜。而且，在网吧上网感觉也好，就像在电影院一样，有融入人群的感觉。
两年前，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中国的网络公司开始在黑暗中摸索寻找曙光。2002年底，新浪，搜狐及网易在连续几年的亏损后终于宣布盈利。[11]中国网络公司和分析师将盈利原因归结于手机短信服务，这项业务占三大网站收入的80%。仅2001年就至少有两百亿条手机短信通过中国移动通信发送出去。[12]其中有些短信是新闻短讯、谣言、讥讽政府的打油诗。这样的短信数量庞大而且能够像电脑病毒一样迅速传播，政府管理者们似乎都放弃了要控制它们的努力。显然，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都已经在中国生了根。与柬埔寨、越南等国相比，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国家之一了。“你能想象在中国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你都能够通过笔记本拨号163上网吗？用户名和密码都是163。在美国，办不到;在日本,也不行。” 路透社集团的代表白杰夫(Jeffrey Parker) 2001年在上海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如是说。
业内专家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以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与此同时心理学家也警告读者患上网络依赖症。带宽已经大大增加，中文网页的内容也在增多。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巨大的潜力。电信和媒体巨头也对这块肥肉垂涎三尺。人权活动家预言国家的信息垄断将宣告结束。(Kathleen Hartford 2000)
但是在下结论以前，我们必须对中国数字化的两极分化现象有所了解。“中国究竟有多少人真的能有上网机会？当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它的电信技术时，这个国家还有成百上千万人没有电话，更不用说电脑、网卡和主板了。而且，这种差异自1980年中期以来就在不断扩大。沿海地区和城市从市场经济改革中获益最多，但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内陆及西部省份，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倒退。”( Kathleen Hartford 2000)
据官方统计[13]，
到2002年底，中国人口的电话和手机普及率分别达到了33.74%和16.19%，但是电信普及率每个省也不一样。在东部省份，每100人拥有54.1部电话；在中部省份，这一比率降到了25.29%；西部省份则是22.86%。北京和上海电话普及率最高，达到了117.72%和104.70%。中国的电话用户在2002年底达到了42千万，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截止至2002年底达到了20千万，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14]。
中国的宽带达到了10G，中文网站数目达到了293,000个，20,830,000台电脑可上网，使得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互联网用户。[15]
以下事实表明网络连接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其中的大多数都对政治毫无体验或者毫无兴趣。对于中国的大多数网民，上网或是出于个人目的，或是出于商业，而非政治目的。有调查显示，对互联网管理的抱怨有49%来自低网速、36%来自高额收费，只有6%来自中文信息的不充分。如果想宣传某种政治思想或发起某种政治行为，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不发达地区，互联网目前或在不久的将来还远远不是一个实际且有效的工具。根据中国科技协会2002年公布的调查显示，中国仍然是一小部分人能接触到电脑，或者会用电脑，或者能够上网：
中国人对互联网的认识(%)
了解 11.3
不了解 34.1
从未听说 53.1
了解程度(%)
完全了解 25.8
了解一些 24.8
不太了解 49.4%(作者：李希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