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论语.阳货第十七》

　　上帝创造了人的眼睛和大自然, 就是要人去看到大自然界的真实本质.在肉眼和大自然之间存在的都是谎言与假象.

　　------- 日内瓦科学史博物馆馆长与作者的谈话.

　　国内学术界几乎公认这样一个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究竟是先有事实？还是先有新闻？先有事实产品？还是先有传播？西方学术界认为，事实是记者在传播实践中生成的产品。记者罕有机会深入信源的内部信息世界独立地确定事实。记者对构成一条新闻的实事价值的判断往往取决于信源作为一个权威的、合法的目击者的票面价值。传播无法离开现实独立生存，现实也不会先于传播而出现。传播参与“真实”的现实的形成和 演变。 人们利用传播媒体、公众信任和机构制度生产事实、信息和知识。此外，"真实“本身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按照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是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符号系统。我们必须借助于语言去把握世界，因此始终囚禁在‘语言的牢房’。文学作品作为语言符号的建构件，它所能提供的实际上只是一个语言现实。在这里，正如巴尔特所说：‘我们称之为真实的东西从来就只是一个表征的代码。‘“ 本文讨论的问题：一.事实的图解；二.事实的叙述框架；三.事实与信源；四.事实的视觉传播；五.电视画面与事实真相；六.网络与事实的传播；七.“新闻事实“的全球化

　　一.事实的图解

　　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是事实的图解过程。

　　事实的图解是指通过记者和信源的叙述，使事实能以图像的形式出现在受众脑海里。新闻报道就是图解事件的发生过程、为什么发生、事件的影响、如何处理事件、事件的正面意义或负面意义。在观察事件的正面或负面的时候，记者通常呈现给读者的是异常图像。、偏离正常的行为、事情和人物往往才有新闻价值。

　　早在2000年前，司马迁在他的名著《史记》中，开创了一套崭新的通过“实录”图解事实的写作方法。它以人物为中心，将有关的历史事件记载道人物传记中，构成一个有始有终的完整的线形故事。今天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学毫无例外地采用的正是这套手法。

　　今天报纸电视台上的会议消息，领导人会见、长篇谈话等体例，不是今人的发明，早在商周时代就已有之。当时的记者被称之为“史官”，他们担负“替天行道”的神圣职责，通过“记言”、“记事”， 跟踪记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代表天意所说之“言”和所行之“事”。到了司马迁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不断提高， 人们认识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甚至指出统治者“笼神其祖”，只是为了“取威于民”。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一种新的写作观诞生了，这种写作观的思想基础使更多地关注人的因素，考虑人的作用。司马迁写《史记》，参考了先秦和秦汉之际的历史资料。

　　但是，司马迁不是原封不动地将这些材料照录无遗，而是经过仔细疏理剔抉，并对照补充他从全国各地实地采访所得的材料，排比鉴别，最后用简洁明炼、通俗生动的语言文字连缀成篇。司马迁说他的写作方法"网络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无论对书面资料， 还是对亲自采访的来的见闻， 司马迁都不是率而轻言，而总是经过一定分析鉴别的,。因而，司马迁写的故事就完整和可靠多了。记者的写作过程有点像司马迁，也有点像一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记者是根据现实主义的或新闻的写作规律，用事实建构图像。

　　司马迁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感染人、更有说服力，不是依照一定的程式去写作和塑照照人物，不使用定义的或概念性的语言简单地陈列出来，而是选择历史事件中的关键时刻(新闻由头)，以人物为中心，突出描写他们与事件有关的活动，做到有人有事，有言有行，有详有略。司马迁的写法把事件中的“僵尸“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像今天流行的那种新闻写作套式，把活人变成了僵尸。无论是2000年前的司马迁，或是今天的记者，在故事的写作中，往往通过塑造人物来讲故事。人物的塑造，是选取某些有代表性的人物， 抓住那些足以说明事物和人物特性的片断、引语， 着力铺陈渲染， 使得这些人物跃然纸上， 呼之欲出。

　　通过故事的高潮起伏，一个矛盾接着一个矛盾的展开，步步紧逼，扣人心弦，历史事件复杂的发展过程就这样生动地、明白地告诉了读者。但是，司马迁或是今天的新闻记者在写作中，总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做任何文学术的夸张和虚构。司马迁运用的写作手法，如材料的取舍、结构的安排、直接引语的运用，与当今西方的新闻写作很相近。比如，他很会运用“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直接引语(自白)来让人物登台亮相，同时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暴露他们的本质： 籍(项羽)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这句直接引语，与项羽的身份和性格吻合，反映了他的远大抱负和对未来的憧憬。

　　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追求的是细致的观察、具体的描写。读者读了这种新闻作品， 有一种入其境、见其人的感觉。请看2001年1月30日《纽约时报》记者采写的一篇报道2001年年初印度大地震的开头：印度普杰电(记者赛利尔.杜格)——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棚子内 ——这是为地震受害者建立的露天医院，一个军队的外科医生刚刚给一个五岁的女孩的后脑勺上缝好伤口，另外两个医生朝他跑过来。“我们需要做一个截肢手术，”整形外科医生拉杰西.马豪特拉急迫地说。“请帮助我们。”一个老奶奶被困在废墟中已经52个小时了。周五地震时，她家房屋倒塌时，一根沉重的房梁轧在她的大腿上。马豪特拉医生说，她快要死了。唯一可以救出来她的办法是把她的两条大腿截掉。战士们递给马豪特拉医生几卷纱布、棉球和一把锃亮的锯，上次做的截肢手术的血迹还残留在锯齿上。

　　在这里， 所有的细节都追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力求为读者创造出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一种追求照相似的逼真。 此外，优秀的新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给读者的感觉跟小说相似，会在读者脑海中产生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不是通过瞎编乱造欺骗读者，而是植根于事实和现实世界，使读者对他们个人的经验和他们所在的社会有所感悟。幻觉同时也是一种在想象中和创造性地解释新闻事件的方法。在古希腊语种，幻觉一词phantaskikos意思是指在头脑里展现一种可视的画面，使人们的某种普通的经历图解化，容易为人们理解。幻觉也用来满足修辞上的需要。比如隐喻，通常用指某物的词或词组来指代他物，从而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如 “大海怒吼了”或“整个世界一台戏”(莎士比亚) "'甜蜜的性情'这些比喻的说法，在读者心目中产生的画面效果不亚于电视上的真实画面。

　　修辞在新闻写作种的应用可以使新闻的意义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有人说，一张照片胜过一千个文字，而一个修辞用得恰到好处，也会胜过一张照片。新闻作品的价值在于读者是否“相信”作品中图解的事实。记者通过图解事实，使读者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从而控制读者。二.事实的叙述框架在事实的图解化过程中，记者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事实记者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事实混杂在一起了。

　　事实的取舍标准本身就打上了道德的烙印。新闻事件按照记者的价值尺度被剪裁，纳入编辑记者和市场规定和要求的道德、意识形态和利益框架里。有人视新闻为历史的第一章或第一稿。作为对历史的纪录，孔子修《春秋》，是要“道名分”、“辩是非”、“惩恶劝善”。但是，作为历史的记录者——记者，如果过分强调“道名分”、“寓褒贬”，就会限制作者和记者的视野，他们对新闻事件或历史事件的观察、描述、概括，就难免产生偏狭。 顾炎武曾用“于序事中寓论断“来概括《史记》的写作特点。

　　这种写作方法不是客观主义地堆砌材料，也不是刻板地按事件顺序记流水账，而是有选择，有取舍。在结构上，为了更好地反映历史事件，表现人物，可以次序穿插、颠倒(新闻的倒金字塔结构)。作者的倾向、偏好和对人物的是非褒贬渗透在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的实事叙述中，使作品更具凸显其”真实性“。从表面上看，这种作品是“据实直书，善恶自见”。 新闻记者必须在一个高度符合其受众接受心理和价值观的叙述框架内讲述他的新闻故事。此外，记者设置的这个新闻述框架必须与公众当前关注的一个时事话题或热门话题相关。

　　比如，面对美国和西方受众，美国和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西藏、宗教等事务和法伦功时，必须在“中国侵害人权”这个叙述框架内；在报道中国反对台独、美国NMD的态度，以及李文和案件时，必须在“中国威胁论”这个叙述框架内。而且，这个叙述框架一旦在美国主流媒体建立起来，任何其它媒体在报道上述话题是，都不敢脱离这个框架，否则就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厌恶。这个框架决定了记者和编辑的选题、写作的视角、叙述的口吻和观察问题的立场。任何与这个框架内的整体画面不相称的实事都会被剔除，记者和编辑只认那些与这个框架内的画面相协调的实事。

　　再如，2001年2月3日《华盛顿邮报》A01版登出一文介绍农历新年五个法轮功信徒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一事。该文作者曾到开封采访，算是认真了。但是该报道是在”捍卫信仰自由”这个框架内建构这条新闻报道. 基于这样一个叙述框架, 该报道暗示刘春玲等人从来不是“大法弟子”；即使是的话，其行为也是出于捍卫信仰.这篇报道隐去五个自焚的受害者并非是试图自杀，而是试图通过“圆满” 而奇迹般地飞升到他们的天国这一动机，使得读者相信自焚纯粹是政治抗议行为，其目的是捍卫信仰自由。该报道为了叙述目的,对信源进行了筛选。文中对于刘春玲是否是弟子的事实依据是一个采访而已,就得出结论 “没有人看见过她炼法轮功”，因而暗示她不是弟子. 编辑记者对现实世界的选择与编辑结果，也是对真实的压缩结果。

　　这种压缩应该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而不是歪曲。新闻写作对戏剧化和可读性的追求，不应该与事实发生矛盾，更不是对事实的虚构。语言符号的使用、万物的分类并不代表事实本身。尼采甚至说，“凡是能想到的东西都是虚构的。”虚构是与人类的想象力和图解力拴在一块的。定量的社会科学家用虚拟的变量代替事实，而小说家在虚构的叙述框架内讲述故事。但是，文学虚构是“有意识的虚假”，不是为了欺骗。而新闻是为了向世界公众报道事实真相。

　　但是，如果新闻报道受到限制，人们就会通过文学创作报道现实社会的事实。例如，由于英国政府禁止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爱尔兰共和军，人们就在虚构的娱乐节目中报道他们的活动，结果这种虚构的节目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描写非常准确。 这种借古讽今、借文学创作揭露现实生活的作品，在中国也大量存在。人类生活在一个无序的世界里，每天有无以计数的新闻事件发生。这些事件的发生是随机的，并不是有序的。是新闻媒体每日通过精心的建构和报道使这些事件呈现一种有序的状态，世界也表现成一种有序的世界。，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国家和新闻媒体的记者编辑对事实的解释是有差别的。记者的价值观对事实的选择、取舍和图解最终将影响社会公众、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态度。因此，新闻记者的最崇高的责任是还事实和新闻的本来面目，但是，无论是西方记者，还是中国记者，由于价值观念、市场需求、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限制，在叙述框架内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三.事实与信源记者报道的事实主要来自于信源(sources)。记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引用信源描述那些读者无法亲眼看见的新闻事件、人物的行为和文件公告等。记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套路，通过向信源有选择地提出采访问题、并有选择地选择信源的引语，来建构事实或现实画面。新闻故事就是通过作为信源的他或她所代表的社会角色和阶层讲述了出来。因此，记者控制着文本中的信源、人物、引语，并引导读者拥挤着事先设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阅读。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记者没有时间、资源、和途径深入了解每一个信源，独立确认事实，记者通常是通过引用可靠的新闻源来建立事实。所谓可靠新闻源，是指这种信源对记者说的话无需经过进一步调查核实就可以被认定为事实。事实的价值是根据信源的表面价值来确定。信源的可靠性是通过体制内承认的权威形式和知识形态树立的。新闻源是信源所在的组织本身预先设定的权威的新闻发言人和“消息灵通人士”,并在体制内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在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信源机构选择最优秀的、并最能代表其利益的人发言，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并不在乎这个人是否真的掌握事实真相。比如，美国媒体报道李文和案件时，记者总是向美国能源部、司法部的官员专家和国会议员了解“事实”，把这些人士当成信源。从这个角度看，媒体所报道(选择)的事实是那些有利于这些专家和官员多代表的组织机构利益的“事实”。

　　再比如，美国媒体为了帮助达赖制造舆论，报道西藏时，把今天生活在西藏的当地官员和学者当成非法信息源来加以边缘化话。他们只引用达赖和他的西方支持者的话。美国媒体如果偶尔引用西藏当地干部的话，也是为了取得戏剧性效果或促使读者烟雾甚至仇视这种非法信源。有的记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时候，常采用对比两种持相反立场和观点的信源的手法，即使其中一个信源的观点和提供的事实是虚假的和误导的。但是，多数西方记者是通过用貌似客观的手法来报道信源的陈述来呈现“真相”。

　　比如，在新闻报道中，又一个平衡原则。为了显示平衡、独立和公正，记者在报道中往往采用“对比”的手法，把两种不同的陈述或观点在一篇报道中，同时报道出来。当然，符合记者和媒体市场价值观的陈述和观点总是在报道中先入为主，获得突出报道的显著位置，而那些不符合记者和媒体市场价值观的陈述和观点，常常作为陪衬放在报道的最后一段。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人相信美国媒体，而不相信中国媒体。这不是新闻体制问题，是新闻业务问题，是中国的记者编辑，甚至某些媒体领导不懂得如何运用貌似平衡的原则来陈述“事实”。新闻报道永远是一个寻求官方信源认定事实的过程。

　　官方对事实的认定可以消除道听途说的信息混沌状态。例如，消息人士对另一个人的犯罪指控不被媒体当成事实报道，除非这种指控得到执法部门或官方权威部门和认识的证实。媒体这样处理还出于对诽谤罪和名誉侵害罪的担心。此外，在法庭上报道检察官提供的许多事实时，记者通常不道明信源，也不对事实进行独立核实，这一方面是为了节省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向读者显示记者本人也是掌握了某些基本事实的权威的陈述人。因此，在新闻报道中，记者很少这样写：“据检察官介绍，被告27岁，被指控犯有抢劫罪。” 但是，如果检察官指控被告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艺术骗子时，”记者就会引用检察官的话，因为记者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不会用记者的口吻去陈述这样一种事实。已经被其他媒体发表或广播的新闻可以作为已被核实过的信源来引用。英国广播公司有这样一条规矩：“如果一条新闻没有独立地被两家通讯社报道，这条新闻不可被视为核实过的新闻。”在西方，并不是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被视为可靠的新闻源。在这方面，新闻媒体内部是有等级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著名的通讯社如路透社的报道在西方被当成准确无误的事实。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特别是广播电视在报道新闻时，他们通常是不道明新闻来源从另一个媒体上剪贴新闻素材来编辑发表。许多记者经常抱怨他们没有获取信息的自由，但是，很少有记者通过获取和研究信源机构的文献来核实新闻。而且，他们一旦获得了接近与新闻事件有关的文件的自由，他们并不认真地研究或加以利用。记者不愿意对文件深入调查研究出于两个原因：

　　1)由于多数记者缺乏专业知识，要读懂这些文件不仅颇费功夫和时间，而且还容易产生误读；

　　2)记者寻求的最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事实最好是直接出自一个权威的信源之口。四.事实的视觉传播视觉传播，顾名思义，是通过图象传递信息和事实。人们常说，在事实的表达上, 一幅照片胜千言。在视觉传播中， 图片在平面媒体上,比如报刊、书籍、标语海报、甚至网页上的存在，不应该仅仅地是为了给媒体“化妆”。如果媒体的信息是通过图像传递的，传播效果完全取决于信息(图像)本身，信息是它的表达形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要通过视觉传递“立方体”这个信息，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图形。 图形下面有一行文字：“立方体”。但是，有多少读者是先看了这个文字说明后，才去看这个正方形图形。事实上，几乎很少有人看这种文字说明。

　　图：立方体事实的视觉传播有两个重要因素：信息与受众。

　　视觉传播的形式受制约于这两个因素。受众分为老年人、年轻人、高个、矮个、男人、女人等等。通过视觉向他们传播信息，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各自的语言、视觉理解力。视觉理解力因人而易。比如，一个身体虚弱的老年男人对某个图片的理解不同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最有效的视觉传播是使用观众熟悉的符号、标记和画面来传递信息。例如， 美国电视台在播放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新闻报道时候，经常是反复使用六四天安门画面。

　　但是，要注意，视觉语言跟文字语言一样，也是在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因此，要精确地通过视觉传递信息，我们要了解受众是如何解释这个画面的。例如，蓝色行星地球的照片对于一个出生在40年代的人来说，意味着火箭飞船、宇宙探险旅行、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探索等等。而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 蓝星球的画面有着不同的涵义，可能意味着网络世界，也可能意味着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同样的一幅画面对两组不同的受众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如天安门挡坦克的大学生、法轮功信徒在天安门自焚等。因此，同样的一幅画面可以用来向不同的受众传递不同的信息。一句简单的“您好，听众“可能会有多种涵义。如果节目主持人声音压抑、表情郁闷， 这句话传递给受众的信息就不是快乐的问候。给一个人拍照，从上面照下来，显得这个人的矮小和谦卑。如果从下往上照，会显这个人雄伟高大。在视觉传播中，形式服从于功能。

　　信息的内容和它的目标受众决定了信息得传播形式。信息的传播角度于受众的视觉理解力决定了传播的形式。面对不同的受众，“事实“的报道通过报纸版面的安排、图片的配发，会变的”倾斜“，变得易于为受众接受。下一次，你看电视或报纸的时候，要仔细观察一下报道的视觉形式。 看看这种视觉形式对你产生的效果如何。如果是一张报纸，观察一下版面的图片安排，看看这种版面设计是否放大了文本的内容？研究每幅图片、图表、标题背后的动机。这种报道诉求的受众是谁？这种形式对目标受众有效吗？如果你发现这种传播形式是成功的，那么，你就得遵循这种新闻传播规律。作为以对外报道为重任的《中国新闻》节目，在新闻的采编和制作中，应争取调动每一个视觉要素来准确地和有效地宣传报道中国的真实面目、立场和利益，使观众观看《中国新闻》的时候，不用听清播音员朗读的文本，就能明白画面的意思。比如，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01年初发布紧急公告指出，由于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帕杰罗越野车存在严重安全质量隐患，决定自即日起吊销其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证书并禁止其进口。2月11日CCTV国际频道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有关官员。在长达5分钟的电视画面上，只有这位官员独自一人坐在镜头前侃侃而谈，而没有三菱吉普在路上出事故或车况的任何画面。这种新闻的报道效果就会很差。

　　五.电视画面与事实真相 在视觉传播中，电视新闻展示图像的能力比报纸和广播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由于电视可以使观众直接通过视觉形象阅读信源的性格和确认其权威性，电视画面极大地提高了新闻报道的效果。更何况，电视播出的新闻画面给观众一种直观性、贴近性和现场感。比如，2001年2月11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报道新疆雪灾的新闻时，长达几分种的时间采用汽车现在1米多深的公路上艰难行进的画面。面对这样一种画面， 只需配上简练的文字解说，观众甚至连一点想象力都不需具备，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看懂画面。为了增加收视率，电视新闻在报道事实时，追求的是戏剧效果。电视新闻是经过精心制作和拍摄的，演员就是信源和记者。电视新闻的制作和策划拍摄中，要展示信源的权威性。比如，记者招待会上的新闻发言人再登台之前，多半经过着意打扮，而且在发言时，总是有些装腔作势；如果在家里采访信源，总是要设法在她或他办公室里拍摄，并以手边的电脑、办公桌上堆积的文件、身后书架上的书籍为背景和道具，以显示信源渊博的知识和权威性，并突出这样一种主流文化：优秀的人总是刻苦工作。

　　再如，电视记者在报道冲突和动乱时，有个一成不变的规矩和套路：示威者高举抗议旗子、标语、横幅、燃烧模拟人、阻拦交通、烧汽车和警察抓捕示威者，或者是警察站在警戒线的另一边，维持秩序。电视新闻要获得上述这些镜头，常常需要通过导演，甚至反复拍摄或利用片库里的资料片才能完成。新闻界专家批评这种经过导演获得的电视新闻报道是“虚假”新闻。例如，当报道公安部门在某个夏天介绍当前全国治安状况时，有的电视台为了赶时效，来不及派记者上街采访，可能会把几个月前冬天拍摄的治安镜头拿过来用于这篇报道，尽管画面上的人物身着棉衣。在多数的电视新闻报道中，电视画面与文字稿相比，总是处于第二位。电视画面是为图解文字稿服务，是为文本的叙述框架服务的。比如，华莱士采访江泽民的电视报道，为了把对江的采访固定在人权框架内，电视画面上出现89天安门镜头，而把江的声音作为画外音播出。画面为文本服务要防止出现虚构的事实。美国一家电视台在报道一场火灾的画面时，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妇女恐惧地抬头望着熊熊烈火。记者的画外音是“这个妇女正在焦急地等待她亲人的命运”。而事实是，是一只被困在楼里的小猫令她心神不定。 在报道戏剧化、直观性强的和独家新闻的时候，画面资料是极为重要的。

　　比如，一个人从被火海吞没的高楼上往下跳的镜头，无需任何解释，观众都能看懂。但是，每天电视新闻报道的大量内容是人们开会、接受专访等场面，这种镜头面只不过是解释和配合文本新闻的画面，跟《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会议新闻照片在功能和效果上无太大差别。挑战者号爆炸、法国协和式飞机坠毁、法伦功分子天安门广场自焚、江洪水中在紧抓树枝面色恐惧的小孩，这些镜头都给观众以终生难忘的印象。观众对这些镜头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来自电视台不厌其烦地反复运用这些资料，作为新发生事实的背景。比如，CBS在播放华莱士采访江泽民的一段涉及人权的问题时，把江泽民的话作为画外音,而把六四天安门一个学生挡坦克的资料片作为电视画面。

　　由于这个镜头在西方观众面前反复播放了无数次，在西方观众心目凝固成了一个坚硬的标签和符号：中国是一个压制人权和民主的黑暗国家。而在这个时候，作为正在报道的新闻事实(江泽民对华莱士问题的回答)被这个画面给埋没了。研究发现，通过负面画面，可以帮助掩盖甚至消除电视正在播放的新闻事实。如果观众正在看到电视画面上出现飞机坠入火海这类刺激人和负面的镜头，观众就不会注意听播音员的话，因为，此时，观众的大脑正在用来处理这个画面带给他的信息。也许播音员此时是在借用这个资料镜头报道民航安全比过去大有改善的新闻，但是，观众这个时候可能会认为民航越来越不安全了。例如，人们总是有这样一种印象：飞机是最不安全的交通工具。人们乘坐火车和公共汽车，就是几毛钱的人身保险也不愿购买。而坐飞机，宁愿花20元购买保险。人们对飞机安全的恐惧和担忧，是因为飞机坠入火海的悲惨镜头和电视台把这种镜头不断作为资料片反复播放的结果。

　　不断作为资料片反复播放的结果。 而事实上，自1914年以来，全世界死于飞机坠毁的人数不到13000人。而今天仅美国每年死于汽车交通事故的人数就超过这个数字的两倍。 这种具体画面的真实与整体画面的不真实，是由于电视记者喜欢运用戏剧化的画面和资料镜头的结果。西方电视新闻报道为了取悦和吸引观众，善于用飞机坠毁、枪杀、暴力、海上逃亡(古巴小孩艾连)这种个别的戏剧性画面，来代替全面的、平衡的整个画面真实的报道。

　　这样一个单个的镜头胜过任何权威机构发布的真实的统计调查结果，因为数字在观众眼中，总是冷冰冰的。由于西方电视台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新闻的播报，必须要配发电视画面。因此，任何一件关于中国的报道，西方电视编辑记者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有的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接受心理，有的完全是为了省事，无论是环保、计划生育、宗教、人权、国防、两岸关系、香港，他们把这些报道统统地放在中国压制民主(六四天安门的镜头回放)、中国反人权(气势汹汹的武警战士的镜头)、中国威胁世界安全(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这几个背景画面和主题下。反复出现某种电视画面可以激发观众的兴趣和情绪，同样也会使观众麻木。比如，中国的电视新闻报道喜欢反复播放各级官员开会、农村小麦棉花丰收、工厂发电炼钢、公路通车剪裁的镜头、领导视察等。而这些画面长期以来被西方媒体当成“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宣传“。西方观众看到这中画面，会认为这是”共产党宣传“(注：宣传一词在国际上意味着谎言)，如同今天人们观看北朝鲜的电视节目，感觉历史在倒转。即使报道中有更新的内容，但是如果不断使用资料片会使观众误认为这又是老生常谈，失去了收看的兴趣。再如，电视上经常报道艾滋病的蔓延及防止的最新消息。但是，电视画面上出现的艾滋病患者并不是记者刚刚拍摄到的，很可能又是为了图省事，是编辑从资料库剪辑出来的。电视画面上的这个艾滋病患者可能早已死亡。

　　这种报道的事实能算真实的吗？因此，在使用资料带补充说明一个新闻事实的话，记者要问自己：使用这段资料的新闻目的是什么？如果不使用这段资料片，会对这条新闻报道产生什么影响？这段资料片与正在报道的事实究竟有多大的关系？观众能否认识到这段片子是历史资料片，而不是新闻本身？使用资料片会对观众了解事实真相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六.网络与事实传播 传媒界、网络界和政府部门一直在大肆鼓噪说，互联网将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作为新闻媒体界和新闻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关注一下互联网给新闻传播学带来的一个崭新的理论问题：网络给新闻“事实“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全球媒体和网络传播不仅冲击了一国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国民的凝聚力，而且对当地公众对可接受的事实的判定标准也产生了冲击。

　　全球媒体和互联网使新闻迅速得到传播， 但是，由于网络媒体不象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那样有守门员严格实行质量管理，人们通常通过传统媒体的报道，可以分清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假新闻。而在网上, 人们通常无法弄清网络上传播的新闻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另一方面,在网络时代, 事实的制造者和拥有者很难隐瞒真实的信息,而且一旦事实真相被透露出来, 它就会势不可挡地在网上传播开来。那些希望控制事实传播的人会发现网络对他们是一大威胁。在联网的电脑功能越来越强大的今天，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分析一下文化产品、知识或事实的生产和控制过程。网络带来的信息迅速和廉价的运动，是对传统媒体形式的令人迷惑的挑战。在收音机和电视到来之前，一个国家基本上可以控制知识和事实的生产、解释和传播。收音机和电视(特别是卫星电视)的普及，一个国家要通过干扰另一国的敌对宣传，以保护、隐瞒自己的事实，并阻挠敌人对这种事实的另一种解释。早在几千年前，圣经《旧约》就由章节讨论异国思想的侵入将腐蚀和动摇军心。在网络出现之前，事实的传播受到下列因素制约：

　　—. 政府的限制。政府使用权力和颁布政策，限制人们对信息的准入和外界信息的流入；

　　—. 昂贵信息的限制。如果获取信息的费用很高，比如，中国电信不断提高市话费用，造成了电话上网费用的激增， 人们就会舍不得花费太多的钱在网上查询信息，更少有人会花费大量的费用在网上查找各种不同的信源，去核实一个事实。人们都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什么东西越贵，使用它的人就会越少；— 历史偏见。

　　对历史上的事件只有一种解释，人们无法找到不同的解释；— 舆论领袖和精英对事实的操纵。有人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写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真理是为国家服务而制造的;— 地域的限制。在地理上远离信源，无法直接获取。

　　今天，网络改变了这一切，并直接挑战那种传统的控制信息流通和传播模式。为了应付这种信息挑战，中国最近颁布了几项禁止有害信息流通的政策，美国在几年前也曾试图通过法律，限制网上信息的自由流通。网络对事实传播的影响:—. 在网络传播的时代, 从时间上看, 各种观点在网络传播中是平等的, 它们在网上获得的传播时间是相等的;—. 网络传播不钟情于任何组织机构或个人。组织不分政府非政府、公司不分大小、媒体不分新旧、观点不分善恶，网络给任何一种观点的传播时间在网上是相等的。例如，在中国政府网站和主流媒体的网站上，设有西藏版块，介绍西藏的文化传统、地理环境、民族政策，以及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给西藏带来的社会进步的成果。然而，随便点击两下鼠标，就可以上到由西方非政府组织资助的藏独活动分子网站，这些网站大肆宣传中国是如何“侵占”西藏领土、“毁灭“西藏文化和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更让人忧虑的是，一些煽动仇恨的团体和组织，在网上越来越得宠。”

　　这种组织散布的观点从新纳粹、宗教极端主义、新种族主义、白人至上论、中国威胁论、民族分裂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类组织通过网络传播这个简便的工具在网上编造谎言，这些谎言混杂在网上其它信息中，受众无法弄清真假，往往信以为真。而且，有的宗教和政治组织在网上教网民或追随者如何开展恐怖活动，有的组织甚至教人们如何自杀。如不久前，某个组织就在网上传播如何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方法;—. 虚假信息的迅速传播: 道听途说的传播和扩散在互联网世界里获得了一个新的加速度。经常上BBS或在网上拥有电子信箱的人，不时会看见某些貌似事实的虚假信息贴在公告版上或在自己的信箱里发现一条惊人的新闻。虚假新闻在网上的扩散将会危害大多数公众的利益;—. 真实新闻传播迅速: 互联网会使模糊的事实得以迅速扩散, 例如, Matt drudge关于克林顿性丑闻的报告; 一个很受网民欢迎的网址是:www.thesmokinggun.com.这个名为“烟幕弹”的网站曾经把美国联邦调查局对Frank Sinatra的秘密调查 报告、克林顿的女敌人Linda Tripp的逮捕报告等访在这个网页上;—. 事实真相更难以获得控制和隐瞒: 毫无疑问，政府希望能控制网上的信息流通。但是，互联网在另一方面损害了政府控制网络的能力.

　　这种破坏能力表现为：黑客对政府网站的袭击、修改主页文字与图像、偷窃国家机、在网上公开国家机密。例如，黑客对中央情报局和白宫网站的侵入和抹黑；印度1998年核试验后，黑客创入了位于孟买的印度最敏感的核武器研究中心。这次黑客袭击公开了这几次核试验的秘密数据(www.antionline.com/specialreports/milworm/story3.html).这次黑客行动不仅令印度政府感到恼火，西方国家认为黑客公开的核机密资料将有助于核武器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

　　网络给政府带来的公共政策问题、政府和国家形象的制造与维护等，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人力和技术。—. 网上的多种思想、多种观点、多种价值的表达与流通， 将由利于一个民主社会、多元文化、多元社会和多极世界的存在与发展。 现在,人们都在议论网络媒体传播的新闻不可靠、不尊重事实。但是, 事实是,在新闻传播全球化今天,就是传统主流媒体报道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事实可靠的。

　　七.“新闻事实“的全球化 今天, 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国际形象””阿拉伯的国际形象””印度的国际形象”.其实,所讨论的都是美国媒体上的这些国家的形象. 在全球化的时代，谁控制了媒体和传播渠道、谁控制了受众、谁就控制了新闻事实的选择权、控制了新闻的内容、控制了公众舆论，甚至国际舆论。而美国媒体在选择新闻事实的时候，受制于国家利益、对外政策、国内政策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比如，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有这么一段在本国新闻界广为人知的历史。在美国入侵古巴猪湾前夕，《纽约时报》虽然已得到消息，却不得不囿于肯尼迪总统的要求而对这次军事行动保持了沉默。“假如当年猪湾入侵一举推翻了卡斯特罗政府，实现了预期目的，那么肯尼迪还会有认错的举动吗？而《纽约时报》是否将认定“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对这一重大消息的报道是正确的？也许“国家利益”一直就是报社的原则。这件轶事提醒我们——尽管美国媒体始终不遗余力地宣传，但是他们并不拥自己所吹嘘的自由，象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主流媒体一样，他们也不能摆脱“国家利益”的钳制。

　　同时，他们还承受着巨大的商业压力，这种压力并不明显，但是长久来看，对比因为军事冲突而引起的政府干涉，它可能对媒体产生难以察觉的更恶劣的影响。“一向高度关注古巴、中国等国家的人权状况的美国媒体怎么竟至于对沙特阿拉伯和拉丁美洲的专制政权视而不见呢？是不是因为后者涉及到了美国的石油、经济和军事利益呢？为什么“自由亚洲”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分别只对越南、柬埔寨、中国、伊拉克和伊朗广播，而不对这些地区的其他缺乏民主的独裁国家广播呢？“ 2000年下半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发生了以色列军人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一场严重的流血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绝大多数丧生的是巴勒斯坦平民，而且都是死于以色列军队的枪炮和飞机轰炸，其中30%是巴勒斯坦的儿童。以色列死亡人数占少数，而且多半是被愤怒的巴勒斯坦人赤手空拳打死的。但是，CNN在选择事实时，大部分画面是巴勒斯坦市民在残忍地痛打以色列士兵的镜头，反复播放一个双手蘸满了杀害以色列士兵鲜血的巴勒斯坦人的镜头，而几乎从来不播放被打死的巴勒斯坦人的尸体。美国媒体称巴勒斯坦人(许多人是不满16岁的少年)为“恐怖分子”.在新闻传播中，媒体是提供观众需要的事实？还是媒体需要观众知道的事实？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性媒体，如CNN、CBS提供给观众的只是他们想要观众知道的事实,并不是观众需要知道的事实的全貌.比如,CNN关于中东的报道,除了爆炸就是枪击,根本看不见巴勒斯坦人的和平生活.观众看到的就是巴勒斯坦的恐怖活动.这种报道的效果是煽动民族仇恨. 再如，美国媒体在西藏报道上，从来不敢面对西藏今天发展的现实，而是永远站在达赖的角度和立场上建构有关西藏的“事实“。这种事实的建构受制于达赖在西方的各种利益集团。

　　一个印度记者撰文写道，所谓新闻媒体的全球化，就是用美国的声音在全球化世界里制造同意。 一个西方学者说，在全球化时代，新闻媒体必须传播能够引起变革和转型的信息和事实，而不是传播维持现状的新闻事实。由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已经从地缘政治发展到了人缘政治，记者的功能就是追求变革。毛泽东、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指出，新闻记者的功能和作用就是革命和改造社会。为了实现经济、思想政治和文化向全球化(美国化)的转变，全球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将对新闻的事实实行严格的选择、操纵、控制上。比如，对中国、伊拉克、南斯拉夫等有碍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国家。再比如，台湾的电视台由于受到台独势力的压力，在报道中国大陆的发展时，不能选择正面的事实去报道。否则，人们就会批评你在政治上不正确。在台湾所谓的政治上正确性，就是树立台湾的“民族主义“和台湾的”国家形象“。但是，使人们轻信的“事实”或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一国或一个媒体可以蒙人一时，但难以蒙人一世。意大利人马基亚维利说，“本性易改，江山难移。因此，即使人们很容易被说动，但是，很难持久地让人们服你。一旦人们拒绝信念，只好采取武力迫使人们去相信。”北约对南斯拉夫和中国驻南使馆的轰炸等无数的例证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许多被人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为事实的信息或知识，并不是他们自己亲自核实来的，而是从他们认定的权威、可靠的信息源的人(如父母、朋友、老师、专家学者、记者等)或媒体那里获得的。因此，从媒体的新闻传播看，媒体要想让公众接受自己报道的事实，最重要的是要使自己变得更可信、可敬，成为社会公认的可靠信息源。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电邮:xiguang@tsinghua.edu.cn,主页:www.media.tsinghua.edu.cn(作者：李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