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典范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

 2005-05-16 20:01   

  本文从考察研究“典范”概念入手,对传播研究领域中有关的研究典范作了评析。在此 基础上,对作为传播研究“边陲中的边陲”的大陆传播研究今后的发展,从研究典范的角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中文关键词:传播研究、典范、社会科学、批判学派、诠释  有关研究典范

  (paradigm)的研究,是一种“形上”(meta-)研究。Littlejohn(程之行译,1993)指出,由于传播研究在学术领域的知识地位迄未确定,形上理论的辩论乃是一个不期而然的结果。在以往十多年中,围绕研究典范的传播研究持续不衰(Littlejohn,1996; Fink & Gantz,1996)。而1985年国际传播学会(ICA)在夏威夷召开的年会,更以“典范对话”为主题,引发了世界各国学者的热烈讨论和争论(张锦华,1992)。从某种程度上言,典范研究反映了学术研究的自察(self-consciousness)和内省(introspection)。由那些有关社会科学的问题而引发,学者们对本领域所使用的方法的足够性和合理性加以质疑(Littlejohn,程之行译,1993)。

  1. 所谓“典范” 从典范研究的文献看,虽然“典范”一词可能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对学术研究的时代风气和模式取向的描述,学者的论述多以Thomas Kuhn 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Kuhn,王道还编译,1985)一书中提出的“典范”概念为起始点(如︰Babbie,1998; Littlejohn,1996; et al)。Kuhn是一个受过完整科学训练的著名科学哲学家。通过对科学史的系统研究,Kuhn(王道还编译,1985)发现每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都有其各自遵循的一套基本理念和原则。这种科学研究的基本信念或观点成为其“典范”概念的重要内容。科学研究者的选题决策、方法选用、对数据合用性的评判标准以及对研究结果有效性的判断则,无不受这种“基本信念或观点”影响(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

  然而,Kuhn所谓的“典范”涵义较为复杂。据统计(Masterman,1976),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使用典范一词的方式至少有21种。Kuhn自己也说,“典范可以是什幺,这是本书很不清楚和很重要的问题。”(金吾伦,1994,p.89)。 这不仅引起人们对其典范概念理解上的困难和混乱,也招致了大量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批评和争议。

  为此,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日译本后记〉一文中对典范概念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其所谓“典范”主要有两重意义︰第一,它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第二,它涉及该整体中的一种元素,就是具体的问题解答,作为一种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常规科学其它疑题的解答基础(ibid.,p.90)。在这第二种涵义下,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Newtonian mechanics and Einsteinian relativism)便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科学典范(Babbie,1998)。

  而本文所讨论的“典范”概念,涵义主要是上述第一种所谓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和科学家的世界观密切相关。正如Kuhn(王道还译,1985,p. 183)自己说的,“典范的改变的确使得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涉及的世界的看法改变了。只要他们与那个世界的沟通是透过他们所看的、所作的,我们就可以说,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Burrell & Morgan(1979)将上述意义下Kuhn之“典范”概念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形上研究中。他们认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典范,是有关科学和社会基本性质的一组形上理论假定。Babbie认为,社会科学中的所谓“典范”,无谓对或错,而只是提供了观察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思路。不同典范代表对社会和现实本质的不同看法(Babbie,1998)。就本质言,典范本身是一种对理论的“形上”抽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通常,理论是指“一套相互联系的用来解释某类社会生活的命题”,而典范,则“提供一种观察社会生活的角度和方法,其往往基于对社会现实本质的一系列基本假定(assumptions)”(Babbie, 1998, p51)。Littlejohn(程之行译,1993,p39)指出,作为一种对“理论”的形上概括,典范常常包含以下要素︰何种事物必须加以观察?如何进行观察?理论当 采取何种形式?这些要素是对不同典范所反映的“对社会现实的一系列基本假定”的一种实用性描述(operationalization)。事实上,对研究典范的区别和分析,常常是对其所基于的这“一系列基本假定”的检视(Potter, Cooper & Dupagne)。当然,这样的检视决非易事,因为很少会有研究自我标定是遵循什幺典范而作的;相反,只有通过对其研究过程和成果的仔细分析和推断,我们才能对其各典范要素进行认定和归类(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Fink & Gantz,1996)。典范概念的一个重要指针是其层次。从文献看,研究者在不同的场合虽然运用同一个“典范”术语,但真实所指常常彼此不同。Babbie(1998,p.43-49)在讨论社会科学的研究典范时,介绍了早期实证主义(early positivism)、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社会冲突论(conflict paradigm)、象征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角色理论(role theory)、民族学(ethnomethodology)、结构-功能主义(the structural functionalist)、女性主义(the feminist paradigm)和社会交换(the exchange paradigm)等研究典范。

  上述典范分类是就社会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遵循的某种模式或解释角度而言的。下面将看到,其它学者在进行社会学(社会科学的其中一个学科)研究典范分类时,由于分类依据上有所差异,分类结果也会不同。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典范、社会学研究典范、传播研究典范、媒介研究典范,显然应用层次不同,而内涵各异。本文下面主要讨论的,将是传播研究典范。另外,由于典范的区分依赖于一定的尺度,所以即使在同样的研究层次,不同的学者也会有不同的典范理解(Potter, Cooper & Gupagne,1993)。Fink & Gantz(1996)就从10个方面(区分尺度)来区分不同典范的不同特点。举例来说,“诠释研究典范”(莫家豪,1998)和“传播与国家发展典范”(朱立,1992)的典范标定依据就各不相同︰前者以研究的方法取向而言;后者则以研究的理论和主题而言。

  下面将看到,任何一个概念的特定分类,其尺度(criterion)必须统一明确。但不同的分类尺度可能达至同样的分类结果。典范研究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作用。正如理论对于研究的意义,典范为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和认识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高屋建瓴的全景式审视角度,使研究者能置身“此山外”而“识庐山真面目”,对其自身研究的本质和合理性有自觉的反思和观照。Littlejohn(1996,p3)引用Hanson在其《发现的模式》一书中的话说︰“一位运用典范的观察者,其所见所得将有别于常人;他能从别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中,看到其它人所不曾见到的东西。”另一方面,研究典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研究风格和取向。统计分析表明,就传播学研究言,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研究典范(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Fink & Gantz,1996);而研究者对各自所循典范也有很高的认同度(degree of conformity)(Fink & Gantz, 1996)。事实上,研究典范有时可以成为研究者研究重点(focus)的一个预测依据(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显示了研究取向与研究主题的某种相互依赖性。所以,肇始于Kuhn的典范概念,为我们加深对学术研究性质和规律的了解提供了一个非常妥贴的分析工具。

  2. 研究典范的分类 任何分类都要基于一定的依据或尺度才有可能。如上所述,从实用分析的角度(operationalization),典范可以表征为一组对世界和社会现实的基本假定(sets of assumptions),从而对典范概念加以“设定”(configuration)(Potter, Cooper, & Dupagne, 1993)。从上节对典范概念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典范概念的讨论从本质上是一个哲学课题,因为它涉及到对社会现实和研究本质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具有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和价值论(axiology)的意涵(Littlijohn, 1996)。后面将看到,Littlejohn正是以不同的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的不同取向为尺度来对传播学研究典范加以分类的(Littlejohn, 1996)。在讨论传播研究典范之前,下面将先对社会学的研究典范作一简单检视。这样做的理由是,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传播学的母学科,它为传播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研究课题和研究理论(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社会学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其学科发展已较为成熟(Schaefer & Lamm, 1995)。

  因此,考察其研究典范的区分,对我们认识传播学研究典范应有意义。不同的社会学研究典范体现了研究者对社会本质的基本看法(Potter, Cooper & Dupagne, 1993),因此是研究者在本体论上的认识反映。对社会学典范的区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Friedrichs(1970,cf: 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认为,依据学者对社会是“趋向平衡”还是“永远处于冲突”这两种不同的认识,社会学研究典范可以分为两大类,而各自的研究问题、分析策略和方法采用均不同。不少其它学者则倾向于认为社会学研究典范有三种(如Eisenstadt & Curelaru,1976; Lemert,1979; Ritzer,1981. cf: 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无论在理论归类还是研究总结上,这种对社会学研究典范的“三分法(trichotomous scheme)”区分法,分别以社会学的三个开山祖师Emile Durkheim,Max Weber和Karl Marx的研究取向为典范奠基,形成实证主义(positivist approach)、诠释(interpretation approach)和批判(criticism approach) 三个研究典范(Schaefer & Lamm, 1995;莫家豪,1998)。如上所述,不同典范是不同社会观(分别为functionalist, interactionalist以及conflict perspectives)的反映。

  社会学的研究典范对于我们认识传播研究典范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实际上,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区分典范可以有不同的尺度。在其《传播理论》一书中,Littlejohn(1996)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对传播研究典范分别加以区分。本体论讨论的是存在的本质问题。在社会科学包括传播学中,本体论所关心的是人的存在及人 们的社会交往的本质问题。Littlejohn(1996,p36)按本体论上的不同取向把研究区分为两大类︰能动派和非能动派。认为“人本质上是能动的”的研究,强调个体和意义的具体性和生动性,否认存在从而反对寻找有关社会现象的普适规律;而认为“人本质上是非能动的”的研究,则认为人们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生理和环境刺激的反应,具有规律性,因此主张社会研究应找寻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某种普适性规律。认识论讨论的是知识的本质和知识获得的途径问题。根据认识论上取向的不同,我们可把学术 研究分成科学取向和人文取向两大类。前者人为知识是客观存在的,是靠“获取”的;后者则认为, 所谓知识是人创立的,产生于认识主体和客体(knower and known)的互动过程之中(Littlejohn, p35)。价值论讨论的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价值取向。Littlejohn(1996,p37)认为,根据价值论上的取向差异,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价值中立派和研究者应有一定价值取向这两大类。

  前者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正如Babbie(1998)所说的,社会科学关心的是“是什幺(to be)”的问题;至于“应该是什幺(should to be)”的问题,则不在考虑范围。而后者则认为,任何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价值中立(Grossberg, 1987;Hall, 1982)。从典范研究的大量文献看, 这种对典范的分类依据在典范研究者当中具有某种共识。而从分类结果看,上述Littlejohn的典范区分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二分法”(dichotomous categories)分类观。这种“二分模式(two-category scheme)”有不同的名称,但所指相差无几,包括︰科学(science)研究和非科学(nonscience)研究(Gauld & Shotter,1977; Smith,1988; cf: Fink & Gantz, 1996);定量(quantitative)研究和定性(qualitative)研究(Anderson, 1987; Hall , 1982; cf: Fink & Gantz, 1996);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和人文主义(humanism)研究(Fink & Gantz, 1996)等等。上述二分式典范中,前者的基本假定是︰人是非能动的(本体论);知识是靠发现和获取的(认识论);研究者应是价值中性的(价值论)。后者的基本假定则是︰人是能动的;知识是认识主、客体在互动过程中创建的;研究者不可能也不应该价值中性。

  基本假定上的分野,遂决定了不同的研究典范。然而传播学研究典范的这种“二分法”区分对于很多学者而言似乎尚嫌粗略和笼统(如︰Fowler, 1984; Gerbner, 1983; Hall, 1983; et al. cf: Fink & Gantz, 1996)。具体而言,“人文”或“非科学”或“定性”研究尚应区分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这就是基于整体分析(holistic analysis)的诠释研究(interpretive studies)和基于价值判断(value-based judgements)的批判主义研究(criticism)。因此,传播学研究典范由此分成三个不同的研究传统(traditions)(Bochner, 1985; White, 1983; cf: Fink & Gantz, 1996)。事实上,研究典范“三分法分类模式(trichotomous scheme)”似乎更为传播学者所接受(Craig, 1992; cf: Fink & Gantz, 1996)。而Fink & Gantz(1996)从10个方面对245篇传播学研究学术刊物上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研究者对传播研究的这三个典范的认同度(conformity)总体较高(Fink & Gantz, 1996)。传播研究典范的分类讨论很多,本文的主要意旨在于对上述三分法模式下的不同研究典范进行述评,所以对其他分类方法及不同分类方法的比较将不在此文范围内。

  3. 三类传播研究典范的比较 Fink & Gantz (1996)从10个方面对大众传播研究的三个研究典范即社会科学研究典范、诠释研究典范、批判研究典范进行了比较,本文将其结果总结对传播研究三个典范的粗略勾画,细节处未免失当。当然,上述这样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或者说只具有统计上的趋向。事实上,正如Fink & Gantz(1996)所说,虽然总体而言,在上述的区分框架下,可以看到研究者对各自所循的研究典范有较高的认同度,但认同程度上述10个方面并不相同。这反映出在某些方面,不同典范之间并无什幺泾渭分明的差别。另外,一方面,多种典范在研究者当中并存,另一方面,交叉典范的研究也不乏其例。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和定量这两种方法的配合使用,已为很多研究者所赞同(Babbie, 1998; Fink & Gantz, 1996; Gudykunst & Nishida, 1988; etc. )。

  另外,有学者认为,客观性(objective approaches,主要指会科学典范)和主观性研究取向(subjective approaches,主要指诠释和批判典范)也并非不兼容。当两者在同一分析层次比较时,两者的基本出发点可能明显不同;但当我们考虑到研究过程涉及到不同的分析层次时,两者之间可能不乏互相借用的地方(Gudykunst & Nishida, 1988)。

  传播研究中的社会科学研究典范强调实证分析,把传播研究当作一种“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研究(Czitrom,陈世敏译,1994)。Littlejohn指出(程之行译,1996,P23),社会科学研究惯于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科学的延伸;不少社会科学家所用的方法借自物理学。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以传播效果为重点的实证研究自3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传播研究中的主控典范(dominant paradigm)(Gitlin, 1978)。Potter, Coooper & Dupagne (1993)对1965-1989的8种美国主要传播研究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也发现,传播学者的研究仍以社会科学典范取向的最多。不过他们并不同意因而称传播研究中的社会科学研究典范为“主控典 范”。然而,社会科学研究典范的确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研究方法。对任何研究课题,先确定研究对象(conceptualization),然后界定对研究对象的那些方面进行研究(nominal definition),接着进行可操作化设计(operational definition)。通过这些过程的转换,研究问题变成了具体可测指针(indicators)。通过对可测指针的测量、统计、分析,就能对研究问题进行回答,从而完成研究。

  由于任何研究问题都可按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理解进行界定和操作化设计(conceptualization & operationalization),Babbie (1998,P116)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得其“能测量任何存在的东西”。以科学的概率统计和其它数理理论为依据,实证研究在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方面发展出一系列研究技术,包括样本研究法、深度访问法、社区研究法、有系统的内容分析法等(Czitrom,陈世敏译,1994)。

  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日益规范化成熟化。实证研究“俨然成为界定美国传播研究范围的优势典范”(ibid., p.191)。社会科学研究典范的成就和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种优势典范,实证研究“为我们增添了极多有关现代媒介运作和功能,以及它们对阅听人行为效果的知识”(ibid., p.179)。So & Chan (1991; cf: Potter, Cooper & Dupagne)曾对399位传播学者进行调查,询问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结果发现,名列前10位的概念和理论几乎都来自社会科学典范研究取向的理论成果。如上在典范分类部分所述,社会科学研究典范的出发点是世界的客观性和理性认识的可行性以及研究者严守价值中立立场,这些原则似乎是把社会科学研究当作“常态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

  然而,这种方法论上的取向也为许多研究者所质疑和反对。C. Wright Mills认为,“那些盯住方法禁忌的人,总是拒绝对现代社会说什幺话,除非是资料已经通过了那个叫作‘统计仪式’的小巧磨坊……。我现在相信,这类作品很多已经变成只是行礼如仪──就因为这样才具有商业价值,而且受到基金会的青睐──而不是如同他们自己所说,是‘对科学严格要求的一种许诺’”(Czitrom, 陈世敏译,p.205)。

  他认为,社会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宜退回一步。在Mills看来,社会科学家做研究的主要读者,已经从公众转移到顾客,使具有独立批判思想的社会科学家,感受到研究机构威胁到知识的地位(ibid.,p.206)。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早期代表的批判研究传统的研究者们更是在有关研究意义问题上对实证研究进行严厉批评。他们主张︰在分析社会任何一个层面时,必须考虑社会整体,否则其结果将会歪曲。过分强调整体的一部分,乃是一种“物化”(fetishization)(ibid., p.207)。而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一种对“整体之一部分”的研究。对传播研究的社会科学典范所号称的客观性,批判学派的学者也颇有异见︰“实证社会科学已经变成一个苦行僧,不沾带外在力量和七情六欲,为的是保持强行施与的中立性。它拒绝进入意义的领域……社会科学研究看待现代生活,包括大众媒介,仅顾及表面价值,雅不欲把研究置于历史和道德情景之中。”(ibid.,p.208)。此外,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典范所谓“能测量一切”的声言,批判学者也大不以为然。他们指出诸如文化方面的问题,被化约为实证上可以验证的类目,乃极为不当,因为“文化或者正是人类心智无法加以测量之处”(ibid.,p.209)。因此,批判学者严厉抨击社会科学典范所谓学术研究“中立客观”之说,认为其既忽略研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将学术孤立与社会情景之外,而且根本就是研究者引以为辩护自己社会权力地位的护身符(Grossberg, 1987; cf:张锦华,1992,P22),因此其本身即充满意识形态效果(Hall, 1982;张锦华,1992,p.22)。与社会科学典范不同,批判研究的主旨是探讨权力宰制的层面(张锦华,1992)。批判传播研究不是特指某一体系分明的研究派别,而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流派与主张,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国际传播及新科技影响等领域中的帝国主义批判,英国的当代文化研究,法国的语意分析及后结构主义批评等,其共同取向是反对美国行为主义取向的量化传播研究,并企图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角度分析社会现象和传播现象(张锦华,1992)。

  批判研究反对有关研究者被动中立论调,主张社会科学研究有其社会、道德、政治责任(Allen, 1993)。如果把社会科学典范的研究者作“观察者”(observer)︰世界在那里,研究者只是探求知识,并无任何道义责任;那幺,批判学者则可比作“创立者”(generator)︰选择课题和研究过程本身具有道德和伦理意涵,研究者因此对自己的研究负责(Allen, 1993)。就传播研究而言,批判研究通过对“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典范迷思(myth)的批评,使得研究突破既有的“科学”知识的限制。其对社会权力宰制结构的分析和批判,也使得人们警觉到现有民主制度的脆弱,对既有权力及弱势团体的发言权力的合法性模式也重新加以评价。在批判学者的倡导下,学者可能更愿意参与社会,提出价值判断,讨论未来民主社会应有的传播及生活模式,更多的介入社会进程之中(张锦华,1992)。因此,批判传播研究已成为传播研究中卓然独立的一个研究典范。诠释传播研究取向认为世界是动态的,意义和知识的产生取决于观察和认识时的具体场景(context),是一种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互动过程。诠释研究典范从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典范试图和研究的客观性相结合,那幺,这种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则强调研究和认识的主观性和独特性,其研究目的在于了解个体主观反应的真相(Diefenbeck, 1984; cf: 程之行译,1993,P22)。

  由于人文的方法更注重这种人的情感与悟性在人们社会行动中的主导作用,注重文化与行动的动态与内涵,注重历史与现在通过微观与宏观的整合而体现。因此,人文的研究目的不在于揭示“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不在于验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而在于准确地体现行动者对于他们世界的主观建筑。研究的手段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参与世界构筑的途径(Giddens, 1984, Geertz, 1973 & 1988; cf:潘忠党等, 1997)。诠释研究典范强调整体研究和个案分析方法,是文化传播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与批判学派类似,符号学(semiotics或者semiology)、现象学(phenomenology)和解释学(hermeneutics)理论成为诠释研究的有力工具。由于批判学派和诠释研究典范的这种特点,它们有时被合称为“诠释和批判论”(Littlejohn, 程之行译,1993,p.31)。

  4. 传播研究典范的应用与误用  通过对上述有关典范概念、典范分类及三类传播研究典范的比较分析,本节将就两个与研究典范有关的问题进行讨论。先讨论典范运用的误区。在典范应用部分,主要讨论其对当前大陆传播研究的启示。

  1. 典范运用的误区 朱谦(Chu, 1988)在谈到西方传播研究的缺失时认为,由于西方学术界存在激烈的竞争(publish or perish即“不出版就死亡”),传播学者为保证其研究论文的出版,常常会选一些创意不大甚至重复自己和别人的研究。他认为,由于学者过分依赖定量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有时方法本身成为研究的一个制约因素。因为学者趋向于只选取那些可以化约为定量测量和统计检验的课题,方法遂成为研究课题选择时的关键考量因素,而研究课题本身的重要性和意义倒反在其次。其它学者也有类似观察(如︰陈韬文,1992)。

  这显然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误区,而且主要是就社会科学研究取向的传播研究而言。就研究课题选择和典范运用之关系,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传统作了严厉批评(Czitrom,陈世敏译,1994)。他们认为,实证传统所界定的大众媒介影响问题,即说服效果问题,是次要问题,不如教宽广的意识问题,即文化价值问题,那幺重要。研究典范本来是用来指导研究的,但当学者为了顺应典范的有关特征和要求而放弃其对研究最初所持的价值时,研究典范就走到了研究者的对面,成为研究者必须要应付的一个问题,可称为研究典范之“异化”(alienation)。

  另一方面,虽然批判典范基于其深厚的哲学传统,以社会权力的宰制来观照传播现象和社会现象,在实证传播研究分析之外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思考面向(张锦华,1992,p.19),但其本身之研究传统也一直受到不同学者的争议。比如,“假意识与假意识形态”(false consciousness)观点是批判学派用来分析政治经济结构对媒介意识形态从而最终对阅听人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也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重要论点,但批判学者在使用这一论点时,有时也易于落入先验判断的误区,而忽略了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权力结构的具体的充分的了解。德国媒介理论家Hans Magnus Enzenberger(1974;cf:Berger,黄新生译,1991,p.50)在评述批判学派这一“操纵”观点时认为︰“这个概念起初极具启发价值,而且也完成许多个别的分析研究,可是它目前沦为单纯的口号,饰非多于启示。”由于批判学派的观察和批判多基于主观解读、判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是其弱点之一(Allen, 1993)。

  由于任何社会现象都可以有多个不同的观察分析角度,如果学者在研究分析某一问题之前已存有某种先验的观点和倾向,其研究之科学性、合理性和可信性就会成为问题。因此,研究典范之运用,应持辩证的态度。一方面,研究典范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相对成熟或得到公认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因此应该积极而自觉地加以运用,使我们的研究达到较高的境界。另一方面,也应始终认识到,典范是由人创立和运用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应让典范成为学术创造性的禁锢。一个学者不必划地为牢,人为地把自己归于或限于某一典范的研究学派中。理论、研究和方法是不可分割的(Chu,1988)。科学研究的典范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适应新的变迁,典范也应随之更新和调整,“既要树立典范以统筹研究,也应随时挑战现有之典范,以免其规限了我们的视野,拘束了我们的手脚,阻滞了前进的步伐”(朱立,陈韬文,1992,iii)。Fink& Gantz(1996)则指出,任何一种典范都有其特定价值,对不同典范下完成的研究成果的认可,将有助于传播研究者探索更富创造性的研究设计。

  2. 研究典范对大陆传播传播研究的启示如果我们应用有关学术“中心”和“边陲”的概念,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可称为“边陲中的边陲”。通常,学术中心地区扮演着“学术生产者”的角色,而边陲地区则是学术消费者,边陲地区对中心地区形成某种“依赖”。从对学术的总体贡献看,边陲地区往往只在替中心地区从事学术“加工”,鲜有独创的自主之见。边陲地区的学术研究要想真正有所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则是“破”与“立”的辩证态度(朱立,1995)。从历史看,世界学术中心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亚、欧、美不少地区和国家都有过学术辉煌的时期,一度成为当时的世界学术中心(吴国盛,1995)。就当今许多学科的发展看,美国和欧洲是世界学术中心,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大本营就在美国和欧洲(苏钥机,1995)。关键的问题是,在既有的世界学术格局下,作为学术边陲地区的学术研究,应该有怎样的学术自觉和对策,才能避免仅仅“从事别人创立的‘正常科学’”(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p.18)的命运?就中、港、台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是如何开辟一条既“中庸”又有特色的学术发展之路。学者们对此已提出了许多建议(Chu, 1988;朱谦,1995;朱立, 1995;苏钥机,1995;陈韬文,1992;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由于这些学者深悉西方传播学研究发展,同时兼具较浓厚的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背景,知己知彼,因此建议可说是十分中肯。

  从1978年起,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传播学的探讨和研究已有20个头,期间经历了引进阶段、研讨阶段和为我所用阶段(吴文虎,1995),可以说,传播学的普及与研究在中国大陆已经打下根基。然而,从传播学研究的层面和要求看来,都与国际传播学学术中心甚至作为“边陲”的港台地区仍有很大差距。吴文虎(1995)对此从学术原因上作了探讨,认为︰大陆的传播学者还没有完成从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的逐步靠拢乃至自我转轨的学术修养;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上,还没有完全改变以往思辨型的纯定性分析方法;还没有做好科学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相关社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学习借鉴,对大量新闻传播动的深入调查与分析等。余旭(1995)则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论述了制约大陆的新闻传播研究的隐忧。大陆传播研究存在什幺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从传播研究典范的角度看,应该作何对策?本节将对此谈两点看法。

  1. 先规范,后特色。 两岸三地虽说同属传播学研究“边陲”地区,但发展也不平衡。苏钥机(1995)在论及两岸三地的传播研究特点时,认为大陆的传播学术研究属“封闭型”,“论文仍未脱离叙述和凭空议论的风格,写作的格式和内容均与西方学术传统要求相去甚远。”(p.51)。而潘忠党等(1997,p.15)在比较两岸三地传播学者的研究风格时也指出,“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在方法的运用上更为严谨和系统,对所采用的方法交代也很详尽,相比之下,大陆学者在这方面便显得随意一些。”虽然他们客气地表示,这些地区间的差异,并不一定是优劣之分,而是体现了不同地区学术传统的区分及学者学术背景的区分。但作为学术研究来说,缺乏研究规范,无疑是当前大陆传播研究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也许就是为什幺陈韬文(1992,p.433)在谈到香港传播研究“多带有一点实证精神”时,主张“这一点实证精神是值得香港传播研究者保留的,因为它可使传播理论植于现实,不会流于过分玄虚主观”的原因。就大陆传播研究缺乏某种规范这一现象的原因来说,公正地讲,客观的原因甚至比学者们主观的原因更具决定性。本文对此不作深究。这里只强调,就这种情况的结果言,就是很多大陆传播学研究难以入流,更遑谈与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学研究进行对等的交流和对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钥机所谓“封闭型”的大陆传播学研究风格,也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学术对话本身是一种传播行为,而传播的实现仰仗传播双方共同认可或知悉的表意规则(code)。在学术交流中,这种“规则”就是学术典范的遵循。“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就研究的起步阶段,从战略上,应该有长远考量,从严要求,考虑到当下努力的累积意义和长远贡献;在战术上,可以有选择,有重点,有自己特色。就大陆当前的传播学研究言,也许最需要的是提倡对学术典范的尊重,而不是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对于很多大陆学者而言,这样的要求有些不公平甚至残忍,但学术生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不 出版就死亡”。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学术成果价值的衡量标准,不会因为学者的背景而有所不同。衡量的依据只能是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种标准具有某种普适性。

  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也曾经或者说仍在经历与世界接轨的痛苦过程。学术发展,包括传播学研究,也不例外。只有遵循一定的公认的学术研究典范,研究才能得到整个学术圈的认可。与国际接轨,才有希望,才是希望。虽然这种状况的造成难以完全归咎到学者自身,但历史似乎注定要由他们来承担这分代价。当大陆传播学者来到国际学术交流的殿堂时,受到冲击的难堪中未免没有一丝悲壮。笔者认为,这种情况,随着大陆的进一步全方位开放,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加,特别是人员交流和交往的频繁,将逐渐改变。新一代大陆的传播研究力量正在成长,他们不象前辈传播学者般有太多的学术坎坷,心态上也更加积极、自信。在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上,敢于否定,才能不断走向肯定,真正取得突破。先规范,后特色,这也许就是任何后来者必须面对的在“破”与“立”的辩证发展中前进的道理。

  2. 多种典范,百花齐放。在前面有关传播研究三种研究典范(社会科学、诠释、批判)的讨论中已经提到,社会科学研究典范由于其为最多研究者所采用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优势典范”。然而,正如批判学者对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传统的批评所指,并非任何研究都适于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很多时候,为了能进行实证研究,方法论上的考量会以牺牲研究问题的恰当性为代价,这就是上述朱谦(1988)所谓的研究方法决定研究主题的误区。从根本上言,研究典范存在的意义是指导研究,使研究有所依循,少走弯路,提高研究效率,并提供对研究成果进行比较评价的某种分析平台(platform)。典范的运用,应视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而定。就大陆传播研究起步阶段言,一方面要提倡对学术典范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典范采取某种绝对的教条主义态度。

  从实际情况看,矫枉过正是最容易出现的又一个误区。苏钥机(1995)在谈到台湾的传播学研究的知识取向时指出其“仍受简单化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所左右”。这是值得大陆的传播学研究者警惕的。实证研究由于其与自然科学研究取向的某种方法论上的契合,容易为缺乏典范训练的研究者所青睐和偏爱。实证研究如果运用不当,容易流于“八股文”式的形式主义,缺乏理论创意和研究者创造性的发挥,这种对“传播学研究的现成脚本”(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p18)的依赖,导致的是传播研究“原创性”的缺乏和丧失(p18)。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给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的信中,提到90年代学术风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认为,讲究考据、微观、实证的研究路向,对于80年代那种浮躁空疏的学风,的确未尝不是某种成熟和进步。但如果“以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认为自有实证、考据才是学问,才是真功夫,则走进了另一个误区。他认为,中国既需要有大批从事各种专业研究的大小专家,也需要一些年轻人去“勇敢地创造思想”(李泽厚,1996)。这里李泽厚谈论的虽非传播研究实证与其它典范的关系问题,但显然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某种照应和启示。

  朱谦(1995)在谈到中文大众传播研究将来的方向与课题时,认为需针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二地快速和动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变着手。他特别强调“希望用我们中国人的智能,加上一些西方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作选择性的采用”(p.17)。从动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变寻找传播研究的课题,是学术和社会、文化发展相结合的一种研究取向。这是中文传播研究取之不尽的研究课题资源,也是大陆传播学研究颇有希望和潜力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无谓“学术中立”,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负有某种实用和功利目的。对社会和文化的关注甚至参与或干预其发展进程,是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社会在不断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传播研究理应调整焦点,与时并进”(朱立,陈韬文,1992,p.v)。大陆传播研究要想以目前“边陲中的边陲”之处境,走出一条成功的学术发展之路,一方面要强调对学术典范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可“定于一尊”,片面强调某种研究典范。也许,归根到底,研究问题的性质,角度以及当时具体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才是决定研究典范选择的根本考量因素。本文从对典范概念的梳理开始,一步步探讨了典范的分类,三种传播学研究典范的比较分析,典范运用的误区,以及其对作为传播学术研究“边陲中的边陲”的的大陆传播研究的意义。如本文开头所言,典范研究是一种“形上研究”,反映了学术对自身发展的一种“反思”。

  本文从特定的典范理解出发(主要从研究方法上而非从研究内容上加以界定),选择与传播研究典范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希望在众多有关的研究典范的宏论中,增添一点点粗浅之见,以观照我们的研究动。当然“知易行难”,关键是“知行结合”,把认识转换为我们的自觉行动。通过不断的反思,使我们作为学术边陲地区的传播研究动能健康地发展。参考文献中文书目王道还编译(1985)︰《科学革命的结构》.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译自︰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朱 立(1992)︰〈“传播与国家发展”典范之重认〉,朱立、陈韬文(编)《传播与社会发展》,页41-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朱立(1995)︰〈传播研究“中国化”的方向〉,臧国仁(编)《中文传播研究论述︰1993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页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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