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Lewis Mumford的经典论文《集权或民主的技术》的一篇读后感。在这篇文章中，Mumford从技术对人性和社会的影响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对技术的新的认知角度：集权抑或民主。在这个技术正前所未有地施加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方位影响的今天，对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反思，已不只是技术学者的事了。

　　［关键词］技术，集权，民主，链式反应

　　荷兰技术哲学家E·舒尔曼在其《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中文本序中指出，“现代技术在相当大程度上控制和决定了西方文化及其未来……在今天，技术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动荡不居的力量，影响着人类的未来。”他并且指出，技术最危险的不利之处似乎是环境污染和对自然和社会的扭曲甚至破坏。他认为，要解决技术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人类未来前途的深刻冲突(无论把这种冲突看作偶然或必然)，人必须在超主体的规范性原则的主导下去指导技术的发展。这就是说，人类的自主性是指导和理解技术发展的哲学原则或伦理原则。

　　Mumford在《集权或民主的技术》一文为我们理解技术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角度：集权抑或民主。事实上，他的基本看法与上述E·舒尔曼的认识颇为契合。在Mumford看来，以民主信念为总体特征的当代文明，作为其核心支柱之一的当代技术，很有可能是一种集权技术。所谓集权技术，按照他的说法，就结果而言，就是技术进入社会带来人类个性和自主性的丧失。这种丧失在民主社会里通过非明显强制使用的手段完成。换言之，人们在自主的情况下失去或放弃了自我和自主。按照Aristotle对人类本质的看法，这无疑意味着人类的自我毁灭或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Mumford的技术观乃是悲观主义色彩的技术“异化”论。然而，他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从本质上说，对技术性质的认识必然涉及技术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理解。就技术的起源看，Aristotle认为技术本身并非目的(ends)，它只是一种手段(means)，这样，就技术对人的意义而言，就成为第二性的东西。这种视技术为“工具”的观点反映了相当长时期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这种认识的特点是，把技术和文明、文化作为可分开的并且在认识层次上归于不同类别的东西来认识。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的认知。然而技术发展到近现代，人们开始对这种技术“工具论”进行反思。人们认识到，技术本身已成为文化和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技术本身同时具有“目的”和“手段”的双重甚至多重意义。事实上，技术已不再“中性”，它反映了一种权力和意志。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和生活各个层次各个角落的染指，人们感到了技术对人性的挤压以及“动荡不居”的本性，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不寒而栗。

　　现代技术和社会、政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一个不断变化互动的相互催化过程。关键是，这种互动不是对等的，或者说，人们担心的是个中和谐的丧失。一旦技术反过来成为人们命运的主宰——并非强权式的统治，而是一种水之于鱼一般的，存在前提般的“须臾不可离”，这种民主社会以市场规律研究和扩散的技术，就成为一种“集权”技术。因为此时，对于社会的大多数人而言，技术在“为人使用”的虚假外表下，实际上已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娱乐、感情甚至思维的基本土壤——这就是说，舍此，人们将什么都不是。少数集团和个人将成为技术社会的真正主宰。然而，即使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地陷于对技术发展的失控境地。这正是Mumford等人眼中的可能的人类命运。

　　人类思考和认识的一种重要方式是通过类比获得启示。无论自然现象抑或社会现象，其发展的过程，或其生命轨迹，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使人想到原子链式反应。

　　原子链式反应一开始是可裂变原子在少量中子的冲击下进行分裂。从理论上讲，起始阶段，这一反应是可控的，因为中子数目很少，因此涉及裂变的原子不多。但由于裂变原子本身会产生中子，这些中子又会冲击原子核从而导致新的裂变，因此在机制上链式反应是一种不断以幂级数速率加速的连锁反应。除非人们有控制反应中子数的办法，否则反应将很快失去控制，裂变反应将变为非可控自主行为，造成核爆炸。

　　这里关键是对中子数的控制。人们通过加入石墨棒吸收中子的办法来控制链式反应的过程。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和平利用原子能。由此，技术为社会和人类所用，人类对技术显出主导性。

　　关键是，是否任何技术(精确地讲，是所有技术带来的总的结果或后果)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链式反应)，我们都能找到一种控制力量(石墨)，使人类掌控最终的主导权？事实上，当我们考虑技术和社会的未来时，技术的图像已不再是单个的具体的技术，而是我们这一星球的总的技术文明。我们担心的是，这种意义上的技术发展在突破某一临界点以后，就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它们仿佛获得一种超验的力量，如沸腾的岩浆般在人类文明的地表下涌动，随时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技术于是成为一种超越人类主导的自主的力量。

　　这种对技术发展的终极关怀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这种担忧和冥冥之中的预感，是人类发展的一种集体记忆所培育的深层忧患意识，不无宿命论色彩。

　　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已开始作某种有意识的努力，试图借助人类的理性和伦理对技术的发展加以引导。最明显的莫过于对核技术使用的协议和对克隆技术使用的限制。当这种对技术发展的引导归根到底不得不借助于人类自身的道德和良知、伦理和社会契约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对这种引导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产生怀疑：人类作为有个人意志的社会存在，能否做到步调一致？因为只要极少数的人另作他想，整个的人类命运就可能岌岌可危。当我们说技术成为一种超越人类主导的自主的力量时，乃是基于对人类作为整体的这种特点的深刻体验。并不是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来主宰人类，而是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甚至滥用，从原则上将是人类自身难以完全掌控的事情。

　　这使我仿佛见到多少万年前我们茹毛饮血的祖先。就生命力而言，他们与经过不断进化的我们孰强孰弱，殊难比较。但有一点，现代人在享受技术和物质文明带来的自动化和舒适的同时，在许多方面正在迅速退化。我们的生存不像我们的祖先，完全依赖于自身个体的生命力。相反，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为我们提供的一切，我们甚至很轻易把思想和生活都委托给我们社会的技术和文明。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Mumford大声疾呼：生活本身不应被托管。因为这意味着人们个性和自主性的丧失。那意味着，身未亡，心已死。不知道人类文明在越来越身不由己的发展进程中，会不会最终不堪一丝牵挂，蓦然间已飘荡在渺渺不归路上？

　　注释：

　　Lewis Mumford.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technics. 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5,No.1,pp.1-8

　　E·舒尔曼著，李小兵等译。《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东方出版社。1995年10月，作者中文本序，P 1。 (作者：金兼斌)